重获重视的家庭：引言与优化

作为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家庭一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之一。家庭的多样性长久以来不断激发着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吸引他们/她们致力于从卷帙浩繁的民族志资料中描述和构建家庭的类型谱系、分析和阐释家庭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1]（P263-272）。但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所揭示的，包括西方人类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2]，不仅“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3]（P3），还常常将“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4]（P87-92），因此，家庭并不是社会科学家，以及权力精英和普通公众稳定持续的关注对象。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转换的核心制度，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出现了一种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变迁趋势，家庭的规模和意义都在萎缩 [5]。人类学界普遍认为，无论社会文化怎么变迁，家庭至今仍是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它的普遍功能仍是对儿童的社会化或濡化（enculturation）负有首要责任。由于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获重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转向了对家庭的投资和支持，而早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张秀兰和徐月宾就已经提出要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强调“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都具有决定意义”和中国社会政策应从强调家庭责任到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转变[6]。在这样的社会和政策背景中，当我们思考如何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时，不可能不去考虑家庭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

中国大陆学界认识到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与角色是比较晚近的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语言学家陈保亚的研究。这项研究打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迷思”，即“过去对汉语强大语势的程度估计不足，对语势的内在机制认识不够，过高估计文教媒体在语言传承中的作用，认为只要进行人为的调整，比如展开双语教学，出版少数民族语文报刊，播放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广泛展开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得到传承”[7]。换句话说，这项研究的发现是，造成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未能取得显著效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语言的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不加区分，因而对汉语强大的语势估计不足。这一发现对刚刚起步的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顾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语言及文化生态系统的构造和特征，尤其是不能直面家庭弃用本族语言而转用汉语的事实，那么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将会逐步演变成一出“文化闹剧”，以失败告终几乎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www.xing528.com)

进入新世纪以来，裕固族聚居区掀起了多种旨在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可归为学校和社会两种传承模式，其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鉴于国际经验和本土实际，笔者于2015年初提出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同时将其作为政策选项提上语言政策议程[8]。本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基本学科视角，对在裕固族聚居区如何打造双语家庭这一现实问题从实践步骤和政策建议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阐述“家庭作为方法”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