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地方语言政策的关键焦点

何谓语言政策？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英语学术界，语言政策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27]（P310-311），对国家构建、族群关系和语言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在汉语学术界，更强调作为国家行为的政策活动，通常把语言政策定义为“国家制定的关于语言的重要准则和规定，是指导语言选择、使用和协调语言关系、解决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策略”[28]（P1）。经过不懈探索，我们业已知晓：语言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由语言政策推动和形塑的，但语言政策是影响语言生活极为重要的因素和力量。

如果说如何界定语言政策这一概念难，那么如何分析语言政策这一实体更难。值得欣喜的是，以色列社会语言学家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为我们认识和分析语言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框架，即将特定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中语言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区分出来[29]（P7）。那么，相应地，家庭语言政策也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1）家庭语言实践，即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及如何使用语言；（2）家庭语言信仰，即家庭成员对选择并使用的语言（同时包括对那些可以选择和使用但却没有选择和没有使用的语言）的情感、态度和观念；（3）家庭语言规划，家庭成员对影响或改变家庭语言实践做出的具体行为。

从教育人类学视角严格审视起来，可以看出家庭是观察和评估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是否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层面向微观社会层面转变渗透和产生影响的基本反应单位（basic response units）。也就是说，如果说语言政策是政府组织、商业组织、学校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大众媒体等“自上而下”地努力改变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的话，那么家庭的功能则是对这些组织的“努力”做出反应。从微观层面观察，家庭之间的链接方式和互动过程不但“自下而上”地影响语言政策过程，而且与其他因素，例如公共领域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相比，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对衡量语言政策的效益常常更具有决定性。

如何开掘和发挥好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这是裕固族聚居区语言政策的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笔者认为，就裕固族聚居区的具体情况而言，首先要调整地方语言政策的焦点，不再仅仅关注学校和社会、政府和精英，要将家庭纳入其中，将如何打造双语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使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种传承模式有机结合、共同协作这一更具现实性的社会问题提到语言政策议程上来。

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2012年12月，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也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0]，由此看来“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语言政策，同时表明当前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申述“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合法性，而是从“从实求知”的角度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基本语言政策。因此，无论从世界濒危语言保护，还是从中国国家语言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探索如何科学保护包括两种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文化遗产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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