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双语家庭：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的新思路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在过往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和实践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追溯其原因，可归之于是由“现代性教育”这把双刃剑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何谓教育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教育学认为，广义的教育指“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活动”[16]（P2），而教育人类学则从文化视角进一步认为，广义的教育是人类群体历时性地传承文化和共时性地传播文化的过程[17]（P23）。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以其发生和运行的空间为依据，可将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但是自现代学校教育兴起以来，现代社会就深陷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迷思”之中，从而不但使学校教育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和被赋予无法实现的文化使命，而且使年轻一代鲜活的成长经验被越来越多地束缚在学校教育的桎梏当中[17]（P284-292）。

在“现代性教育”已然扎根与弥散的现实背景下，如何重视发挥家庭的功能和不断调整家庭的角色，常常成为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制度的家庭，虽然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但是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家庭仍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换言之，家庭是长辈向儿童传递文化的首要场所[18]（P314）。

在少数族群语言教育研究的英语学术界，至迟到1990年就已经认识到家庭在少数族群语言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利特贝尔（Dick Littlebear）就曾指出，就土著语言教学而言，（1）最有效的语言教学实践就是家庭语言文化传承，因为家庭语言文化传承已经实践了数千年之久；（2）家庭是教学语言的恰当场所，应该在家庭里重新慢慢灌输语言文化的价值，而不只是希望学校去做这些；（3）相对于家庭和社区而言，学校语言教学的资源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学校也只能在家庭语言习得的基础上强化儿童语言学习[19]。另外，世界知名的语言社会学家费什曼（Joshua Aaron Fishman）也曾指出，少数族群语言的复兴最关键的是父母和孩子的参与，在家庭中的跨代使用是这种（些）语言存续的根本[20]。

值得注意的是，把在教育中实行双语政策当作“一生中最艰难的任务”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Lee Kuan Yew）在回顾新加坡双语政策演变时也曾谈到，“在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用语是关键”[21]（P3），“脑神经专家证实，学习语言最好是在孩提时候。家里、游戏班、幼稚园、小学都为孩子提供无穷的语言学习机会”[21]（P4）。尽管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研究起步较晚[22]，但至少目前已有专家学者认识到，“家庭是最早的语言学校，家庭对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3]。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发挥和扮演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功能和角色，裕固族聚居区亦不例外。

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周庆生曾根据1986-198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以双语人口占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为标准将裕固族归为“双语普遍型”民族，当时裕固族双语人口占民族总人口的60.65%[24]（P85）。就目前的现实而言，裕固族聚居区的确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双语家庭，因为裕固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兼用汉语，且又部分保留两种本族语言的民族。如果不考虑家庭内部代际语言使用极其复杂的情况，裕固族聚居区家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汉语单语家庭和裕-汉双语家庭。裕-汉双语家庭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典型”类型双语家庭和两种“次生”类型双语家庭，两种“典型”类型双语家庭是指西部裕固语-汉语家庭和东部裕固语-汉语家庭，两种“次生”类型是指兼通西部和东部裕固语-汉语家庭和兼通东部裕固语和藏语-汉语家庭，其中“次生”类型家庭兼通的两种少数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以使用某种语言为主。(www.xing528.com)

已经被前辈学者所析出的影响裕固族本族语言使用的因素有汉语推广、学校教育、异族通婚、社会流动、生计方式等[25]，但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复杂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变化的。相对而言，变化中不变的现象是，年轻一代弃用本族语言转用汉语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家庭内部。这样，在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问题上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现象，即，家庭在逐渐弃用本族语言，而学校和社会在努力传承本族语言。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现象，动员裕固族聚居区全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地打造裕-汉双语家庭就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支持：（1）培养双语儿童是保护已属濒危语言的裕固族语言的最关键的举措，因为能否代代相传是评估语言活力的首要指标；（2）双语家庭是培养双语儿童的“天然”场所，因为家庭常常被视为一个具有“面对面”交往互动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3）儿童在家庭中获得的一定双语能力，将为学校和社会传承本族语言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只有构建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传承体系才是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出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至于如何打造双语家庭，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谨遵“从实求知”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规划设计。我们倡导打造双语家庭，是基于“语言文化研究”的打造，而不是基于“语言民族主义”和“官方行政命令”的打造，绝不能感情用事、盲目狂热、一哄而起，那样反而容易造成对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事业的毁坏，甚或戕害。

需要说明的是，从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视角看，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无法自成一体、孤立运作，它属于广义的“双语教育”的范畴，因为它最终要应对和处理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中国教育人类学家滕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应该坚持“一个目标，两个反对，多种模式”：“一个目标”即民汉兼通；“两个反对”即反对语言同化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多种模式”即不论是在哪个区域或社群中，都要坚持做到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和因地制宜[26]，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裕固族聚居区双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