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全球性难题：引论与优化探讨

教育人类学界普遍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学习工具。语言虽只是文化的事项之一，但也无法想象没有语言，人类的文化还能够存在。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无法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将“语言”和“方言”区分开来，（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是具有海陆空部队的方言”），学术界至今没能就当前人类语言种类的准确统计数字达成共识[1]（P13-14），只能大致估计在3000-7000种之间。

2009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指出，在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一半以上的语言濒临消失的危险[2]。那么，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濒危语言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全球性难题：一方面，从长时段的历时性分析看，濒危语言很可能是全球语言系统自然演化的产物[3]；另一方面，从横截面的共时性分析看，濒危语言又从不只是濒危语言而已，相反它不仅关涉身份认同、社群权利和文化尊严，而且还与社会团结、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甚至人类福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们对裕固族语言使用情况的研判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和趋于精准的过程。2004年裕固族语言抢救保护项目被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列入“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工程”全国试点抢救保护项目，这一事件成为裕固族语言使用的“分水岭”，从此“裕固族语言是濒危语言”的认识开始在裕固族地区广为传播，同时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也将裕固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在学术界也兴起了一股研究包括语言文化遗产在内的裕固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热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裕固族地区兴起了多种有关裕固族语言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活动。(www.xing528.com)

笔者自1996年开始在裕固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以来，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即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究竟该如何传承。本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基本学科视角，在历次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已有实践模式展开分析，提出可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新思路，并阐述其语言政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