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过程：多元话语竞争的优化方案

纵观世界，教育人类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践分析，第二个转向是从实践分析转向话语分析。规范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的抽象的普世价值是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教育的社会文化事实的，实践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是如何在一定社会文化脉络（contexts）中真正运作的，话语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教育的社会文化过程中什么被认为是真实发生了。下文以话语分析为取向，展开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权力/知识：访谈和其他作品选集》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话语的生成、积累、循环和运作，权力关系自身就无法建立和巩固，同时也无法实现”；“话语以微妙的、隐含的方式行使权力，……话语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又是进行斗争的工具”。[21]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的话语：1.“社会进步”话语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包括裕固语在内的裕固族传统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社会进步就是要优胜劣汰，这种落后的文化必然被淘汰，而且语言使用与生产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学生考试升学和工作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裕固语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裕固族最终也会被汉族同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学校教育没有必要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2）目前在裕固族地区开展裕固语的包括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和经费支持等在内的客观条件还不完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来人们会有办法解决裕固语的保持问题，所以不用急于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3）能认识到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所以，因此现在就要大胆探索在学校教育中传承本族语言的路径和方法。

2.“民族政策”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这种观点更强调作为文本的民族政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规定各个民族一律平等，赋予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自主发展本族文化教育，而且于2010年7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通过，由肃南县人大常委会颁布于8月10日起施行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订）》第六章第四十六条规定：“自治县在幼儿园和小学开设民族语言文字教学课目”；第四十九条规定：“自治县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具有裕固族和其他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事业。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治县加强对裕固族语言的研究、传承和保护工作。自治县加强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挖掘和保护工作，重视保护地质遗迹、古文化遗址、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曾于2003年和2010年两次下文要求裕固族聚居区学校开展裕固语第二课堂教学活动，[9][22]现在裕固族聚居区各学校不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是不应该的，甚至可以说是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和要求的；（2）这种观点更强调作为实践的民族政策，认为虽然法律和政策上有各种规定和要求，但是如何落实这些规定和要求，首先需要一个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是需要认真考虑裕固族地区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实际情况，民族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而且是裕固族地区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在裕固族自治县和民族乡都要慎重考虑过于强调裕固语的传承和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

3.“身份政治”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认为使用裕固语是裕固人民族身份的最重要的表征，也是裕固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质，裕固语的消失会使裕固族失去构建文化边界的凭借，进而使裕固人的身份认同失去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用田野调查中一位乡村“意见领袖”的话说，就是“我们说，既然有裕固族这个民族，我们就得有特色，就得有个明显的标志。我们说，语言、风俗习惯，特别是婚丧事情，还有宗教是一个民族的三个特色。语言很重要，没有语言，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特色了”。[20]298 所以，裕固语保持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着“裕固语是裕固族最后一把金钥匙”的说法，而且大多持有一种朴素的“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常见的逻辑是：“如果你不会说裕固话，你就不是裕固人”。在田野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乡村社会中许多裕固人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称作“裕固族语言研究室”。(www.xing528.com)

4.“文化遗产”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着眼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语言虽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质和社会财富。裕固族现在没有本族文字，以裕固语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正在随着裕固语使用频率的下降、使用范围的萎缩，文化传承人的遗忘或去世而飞速消亡。“一个老人的去世就是带走了一座图书馆”，目前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裕固语并不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载体，但却是最主要的载体，同时，裕固语还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假如没有对裕固语的保护，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是事倍功半，甚或可说是徒有其表的。[22]随着裕固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教育的发展，家庭和社区在儿童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降低和减小了，所以，要保护裕固语，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传承本族语言。还有裕固族文化精英指出，当前裕固语作为裕固族优秀文化遗产，已经以“肃南裕固族口头文学与语言”的名称列入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受到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支持，其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第四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第一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展过程中，主要是“社会进步”“民族政策”和“身份政治”三种话语间的博弈，但是在第二、第三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展过程中，“文化遗产”的话语参与进来，开始了四种类型话语间的博弈。如果将作为社会事件的三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所勾勒的社会过程看作“整体性社会事实”，那么就会发现，实际上人们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吸纳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立场观点、事实依据，不断审时度势做出策略选择和调整理性预期。也就是说，每一类型话语的具体观点，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中，都在纷纷扰扰的社会政治争议中被改变着。在田野研究的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不同类型话语间的竞争更可能是“情境性”的，在不同的情境中，人们主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以及场域氛围和实际效果来选择性地述说、肯定或反对某种主张，甚至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或表示出“无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等等随波逐流的态度。另外，每一类型话语对于特定情境中的持有者来说，都是富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同时，每一类型话语的建构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会产生影响，因为其中都包含或暗示了某种问题解决方式和办法，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每种话语都包含着一整套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关于行为的范畴和理论：用于命名事件和人物的一系列词汇以及用于解释行为和关系的某种理论”。[21]

教育人类学是研究一定社会文化脉络中的教育，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已经将地方政治的权力网络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了探究视野，产生了数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人类学家陈志明和袁同凯“通过比较马来西亚地方政府和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行为态度”指出，“探讨弱势族群学校教育的成败，避开地方政府、地方权力等关键性问题，就难以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24]笔者多年来在裕固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裕固族地区的社会政治过程相当复杂，至少受到党政科层制、公共政策、民族关系、亲属关系、受教育程度、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就其实质而言，常常是各社会行动者围绕党政科层制所提供的权力和资源展开争夺的过程，这个争夺的过程是多元话语竞争博弈的过程，常常以某种话语或在形式上或在实质上接纳其他话语的合理之处，通过权力运作再分配获得相应的资源和价值从而占据主导社会地位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