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生活的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全面转向“四化建设”，受到之前诸种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影响而搁浅、扭曲甚至取消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创新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是1980年10月9日，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重新肯定了教育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和繁荣发展，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必须发展各类学校教育。……我们帮助少数民族，最有远见的办法，就是要从办好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做起”，同时针对语言文字教学问题指出“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文”，“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有独特语言的民族，应以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二是1981年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学校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阵地” [5]69，“我们应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学习汉语文”。[5]105
正是在上述的宏观背景下，第一次裕固语教学试验出现在裕固族的聚居区之一——酒泉地区酒泉县黄泥堡裕固族乡（现为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该乡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4月11日的黄泥堡裕固族自治区（乡级），隶属酒泉专属，下辖五个行政村，1955年11月，撤区并乡成立隶属于酒泉县直接管辖的黄泥堡裕固族乡。从1958年政社合一，与邻近的汉族聚居的漫水滩合并成立黄泥堡人民公社开始，直至1981年7月落实民族政策重新成立黄泥堡裕固族公社，中间黄泥堡的行政隶属多有变更，其民族乡的身份也不复存在。1983年8月27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其名称改为黄泥堡裕固族乡沿用至今。
当地的裕固人的先民主要操西部裕固语，但从户族姓氏和民间记忆看，也有操东部裕固语原居祁连山中的少数部众融入其中，由于与汉族农业村落邻近，加之生产方式由以畜牧业生产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在与汉族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本族语言逐步衰退，汉语汉文逐步兴起，在19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裕固族秀才，甚至还出现了在附近汉族地区开学授课的秀才。[6]14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至少在公共领域已经普遍使用汉语文，能以本族语言进行日常会话交流的民众已属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以汉语文为载体和工具的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汉语文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1978年之后，自1957年开始的在历次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受到压制的、以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主的身份政治话语开始活跃起来，终于以本族语言教育试验为主要载体展演出来。(www.xing528.com)
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间，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1.教师：聘请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明海乡（现明花乡明海片）人安翠花任教，她当时是高中毕业生，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2.学生：在校的裕固族、汉族学生都接受西部裕固语教育，分成三个大班，其中小学生一、二、三年级为一个班，四、五年级为一个班初中生一、二年级为一个班；3.教学内容：当时没有裕固语教材和可以参考的资料，只能采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教学内容以教计数体系、亲属称谓和日常用语等为主。这种教学活动的难点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够准确，需要反复教。但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年龄越小的学生掌握得越好。从总体上讲，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了年龄较小的学生对汉语文的学习，而且在校的裕固、汉两族学生都学习西部裕固语，由此引起了一些汉族学生家长的反对，再加上缺少语言环境，无法巩固学习成果等原因，最后只好停止了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7]
这次课堂教学活动，在裕固族其他地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起初，在那些本族语保持较好地区的裕固人看来，这只是黄泥堡裕固族乡已经“汉化”的裕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作的一次努力，只有极少数的人开始意识到本族语的保持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裕固语使用范围的萎缩、使用频率的减少，产生了“本族语言危机”，在此之前，根据日常生活得出的“只要裕固人存在，裕固语就会保持下去”的常识弥漫乡野草滩上裕固人中，这时的裕固人才逐步认识到，情况未必如此，很可能将来会出现“裕固人还存在，裕固语却消亡了”的局面。于是，对这次教学活动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多，甚至成为2004年始的裕固族地区第一次开发本族文化课程和编写第一本裕固族乡土教材——《裕固家园》时的灵感源泉和行动示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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