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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回顾:1949年至今(1949年10月-2009年12月)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裕固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保障。[6]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间,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先后接受教育的学生约在180人左右。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小学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的第二课堂活动。

新中国历史回顾:1949年至今(1949年10月-2009年12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裕固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保障。由于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强烈的民族认同,裕固族在建国初国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成为第一阶段就被认定的38个少数民族之一。1954年,分别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县)和黄泥堡裕固族自治区(后改为民族乡)。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裕固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完全与汉族地区相同,最多由通本族语的教师在小学低年级教学中用本族语作为教学辅助语言帮助学生掌握汉语文和促进各科课程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逐步恢复、改进和落实,裕固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裕固人的民族文化进学校,进课堂的要求逐渐强烈。从整体上看来,裕固族文化融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试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裕固语教学和校本课程开发上。

1.三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活动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恢复和裕固族地区的快速发展,裕固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突出的代表性事件是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的西部裕固语教学活动。黄泥堡地区的裕固族,由于较早地由畜牧业生产为主转为农业生产为主和与周边汉族人民密切的经济往来等原因,较早放弃了本族语转用汉语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裕固族秀才,甚至还出现了在附近汉族地区开学授课的秀才。[6]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间,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先后接受教育的学生约在180人左右。全校分为三个大班:小学生一、二、三年级为一个班;四、五年级为一个班;初中生一、二年级为一个班。聘请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明海乡人安翠花任教。该教师高中毕业,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受过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加之当时没有裕固语教材和参考资料,教学只能采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教学内容主要是数数字、亲属称谓和日常用语等。这种教学活动的难点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够准确,需要反复教。但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年龄越小的学生掌握的越好。从总体上讲,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了年龄较小的学生对汉语文的学习,而且在校的裕固、汉两族学生都学习西部裕固语,由此引起了一些汉族学生家长的反对,再加上缺少语言环境,无法巩固学习成果等原因,最后只好停止了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7]

这次课堂教学活动,在裕固族地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那些本族语保持较好的地区的裕固人中产生了“文化震撼”,使本族语的保持成为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根据日常生活得出的“只要裕固人存在,裕固语就会保持下去”的常识弥漫乡野草滩上裕固人中,这时的裕固人才逐步认识到,情况未必如此,很可能将来会出现“裕固人还存在,裕固语却消亡了”的局面。

新世纪初,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在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使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至今包括西部地区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多样性的敏感性都在逐步提高。第二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展的。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小学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的第二课堂活动。2003年9月8日,自治县县委书记阿布带领自治县四套班子在教师节前夕慰问教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生巴战生作为家长代表发言,提出肃南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学校教育中没有任何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是不应该的。学校应该在不影响学生升学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开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应该鼓励裕固族学生学习裕固语,最好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开展学习裕固语的活动。其主要理由是,一方面,裕固族人口少,没有文字,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学习裕固语能使裕固族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学习动机,还可以整合被闲置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自治县人大副主任白忠诚和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主任、著名作家铁穆尔的赞同,经过讨论,座谈会上确定由自治县教育局具体落实这一建议。9月11日,自治县教育局下发了文件,指出“为继承和发扬我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文明,要求全县少数民族聚居地所在学校以兴趣小组的形式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并做了具体安排。[8]据笔者了解,实际上只有红湾小学落实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活动。兴趣小组由该校体育教师钟玉琴负责,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人数一度在26-43人左右。钟玉琴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莲花乡深井子村人,大专学历,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兴趣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以亲属称谓、常见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为主,教师的参考资料十分有限,只有《西部裕固语简志》和《裕固族风情》等书籍。2004年9月,只有高年级学生8人报名参加兴趣小组,学校认为小组人数太少,停止了兴趣小组的活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该兴趣小组的实际情况和停办原因主要有:(1)低年级学生语言学习成果巩固率较鸂年级学生为差;(2)部分学生家庭使用的语言为汉语,而且整个社区语言以当地汉语方言为主,学生缺乏学习西部裕固语的家庭及社区语言环境,影响语言学习成果的巩固;(3)部分学生参加兴趣小组,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家长的意愿,这些学生不参加或退出兴趣小组也是出于家长的意愿;(4)部分主课任教教师认为,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学生学习汉语文、英语文,因此对学习西部裕固语持反对,至少是不赞成的意见;(5)个别家长除不让自己的子女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还在社会上散布“少数民族语言无用论”和“少数民族语言落后论”,破坏了兴趣小组的社会支持性环境。[9]

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是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开展的,针对中班和大班的裕固族幼儿。是年9月,该园开展了东部裕固语教学,第二年3月,西部裕固语教学也开展起来了,于是,该园就成为目前全世界唯一在进行两种裕固语和汉语教学的双语教育机构。西部裕固语的授课教师分别是:杨爱玲,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人,张掖体育运动学校柔道专业毕业,中专学历;索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人,甘肃民族合作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专学历。东部裕固语的授课教师是高玉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人,张掖师范学校幼儿师范专业毕业,中专学历。三位教师都能熟练使用自己所教的裕固语和汉语,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听课后的反映,索蕊的裕固语发音是三位教师中最为标准的。至今,三位教师都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专门培训。2009年秋季学期前,两种裕固语都是隔天教学,每次课30分钟,其中:星期一和星期三教西部裕固语;星期二和星期四教东部裕固语;星期五放学前,即下午2:30-2:40,每次邀请3-4名精通东部或西部裕固语(两种语言交替轮换,如第一周为东部裕固语,第二周即为西部裕固语)的家长到园和东部或西部裕固语班的幼儿进行分组交流,以口头对话为主。2009年秋季学期起,两种裕固语的教学是每天16:00-16:30进行,同时取消了邀请家长到园进行语言交流的活动。因为没有教材,教师在教授语言时更多的采用口语发音和肢体语言来进行示范,教学计划基本上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教学内容从学习基本词汇,例如数数字、动植物名称、亲属称谓等开始,慢慢过渡到简单句的学习。目前,幼儿园共有幼儿276人,学习裕固语的幼儿共有77人,占全园各族幼儿总数的35.84%,其中学习东部裕固语的幼儿组成一个教学班,共有幼儿32人;学习西部裕固语的幼儿分为两个班,其中大班15人,中班30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该园正在文丽华园长的带领下,汇聚力量,争取资源,自主开发校本教材,包括光盘和磁带等辅助性教学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3月20日,该幼儿园邀请了自治县领导、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研究人员、精通裕固语的部分幼儿家长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裕固族语言课教学研讨会”。会议对开展裕固语教学的意义、方法和教材开发等教学资料建设进行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还邀请6名精通裕固语的家长作为幼儿园裕固语课(校)外辅导员,每周轮流到幼儿园与幼儿进行语言互动、交流和辅导,以激发幼儿学习本族语言的兴趣,为幼儿创设一个学习语言的良好环境,达到延伸教学活动,巩固教学效果的目的。[10](www.xing528.com)

从上述三次教学试验活动看来,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学习裕固语,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是:(1)裕固语课程没有形成体系,幼儿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还未被正式提出;(2)没有制定课程标准和进行系统的教学设计;(3)教师都没有接受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裕汉双语教学的培训;(4)没有适宜的教材等教学资料和课外读物等巩固性学习资料;(5)家庭和社区语言氛围较差;(6)以基础教育教学促进裕固语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政策、法律与社会支持体系。

2.两次校本课程开发活动

在当代社会里,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课程改革向来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飞速发展,“大一统”的课程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再适应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了。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经国务院同意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开启了新世纪新课程改革的大幕。在这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中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11]之后,全国很多地方掀起了校本课程开发的浪潮,裕固族地区也不例外,先后已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校本课程开发活动,已经引起了包括教育研究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

2004年3月,在原任肃南二中校长、现任肃南一中校长、被誉为“裕固族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的安维武的提议和倡导下,肃南二中确立了题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与裕固族乡土教材建设研究》、由6位教师参加的校本教研课题,尝试开发校本课程,编写乡土教材。在实验教学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2006年6月,一套六本的“裕固族乡土教材”(包括《裕固族历史》《裕固族民间美术欣赏》《裕固族文学作品选读》《裕固族传统体育与健康》《肃南地理》和《牧区学校学生安全教育手册》)印刷发行,同年9月以这套教材为媒介的教育教学进入肃南二中课堂。这套教材是第一套以裕固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基础教育教材,先后分别获得了自治县、张掖市、甘肃省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这套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补充,2008年1月,“裕固族乡土教材”——《裕固家园》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内容共分6篇,分别是“历史篇——裕固族历史”“地理篇——肃南地理”“文学篇——裕固族文学作品选读”“体育篇——裕固族传统体育与健康”“美术篇——裕固族民间美术欣赏”和“音乐篇——裕固族民歌”。[12]同年3月9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发出“关于《裕固家园》进课堂的通知”,决定自2008年春学期开始,将《裕固家园》教材进学校、进课堂作为各学校教育教学的常规工作来抓。[13]这本乡土教材的正式出版和全面推广,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裕固族乡土教育的里程碑,标志着裕固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了提高乡土教材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扩大学习者群体的层面,他们还自主研发了“肃南二中裕固族乡土知识专题学习网站”( http://www.snez.cn/xbkc/xtjc.html)。这次历时近四年的校本课程开发活动引起了裕固族地区社会各界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获得了一致的好评。2008年5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金清苗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题为《“裕固族乡土教材”研究》的学位论文,对《裕固家园》教材的开发过程进行了专题研究。[14]

2006年4月,由笔者发起并参与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正式确立,分别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国家“985工程”的资助。根据项目设计,两个实验学校之一即为肃南二中。2006年6月起,项目小组先后四次赴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的肃南二中开展田野调查和校本课程开发工作。在项目小组的引领下,肃南二中教师和学生经过两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08-2006.12],制定校本课程标准;第二阶段[2007.01-2007.08],开发校本课程教材;第三阶段[2007.09-2008.06],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完成项目工作,开发出了一本基于当地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内容共分3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认识我们的家乡”“第二部分——保护我们的家乡”和“第三部分——建设我们的家乡”。[15]2009年10月后,该校本教材正式进入肃南二中课堂教学之中。同年同月9日至10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上,肃南二中的“有理论引导,有项目支持”的成功实践不仅引起了与会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积极肯定,而且成功地验证了校本课程开发主位范式的有效性。肃南二中的教师创造性地总结了主位范式主导的校本课程开发的“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推动学校的整体改革、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提高科研能力、有利于社区与学校之间的支持性社会关系的形成,谋求共同发展,逐步实现教育公平。根据2009年8月笔者对该校校本课程开发的民族志项目评估,该校教师认为,在校本课程开发主位范式引导下的该项目的最大优点是真正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从而为学校乃至当地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保障。[16]

相对而言,肃南二中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比“裕固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流程要更加严谨和完整,实际成效也更加突出和优异,创造出了一批理论探索和实践体验成果。[17-18]但是,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轰轰烈烈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的局面依旧,在裕固族地区整个教育系统仍然围绕“分数”和“升学率”运转的局面依旧的今天,究竟这些围绕民族文化和地方知识传承的使命开发的校本课程能否真正运行起来,取得它们应有的成效,仍是一个未知数。也就是说,断言开发校本课程就能传承民族文化,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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