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和优化方法

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命题。由于绝大多数人类学研究都聚焦于“文化”之上，所以，作为人类学的子学科之一的教育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子领域之一的“人类学与教育”，对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常常是学校教育与社区文化之关系的探讨。②

根据在国际教育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大百科全书》之“教育人类学”分册的总结性论述，至少美国的教育人类学在“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上聚焦于“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关系”的调查与分析上，具体的研究进路可分为两条：一条是“乡村社区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顺应”上，一条是“学校中的地方文化”。[3]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学术界，“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系”主题近年来也得到了研究者较大且连续的关注，已有数部教育人类学作品出版，例如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4]和司洪昌的《嵌入村庄的学校》[5]等，其中李书磊的把乡村学校看作是“村落中‘国家’”的观点影响广泛。

本文描述和阐释乡村社区中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之关系的生成与变化，实质上仍然是探讨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过去，在中国乡村教育研究界，就社区与学校的关系有两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路：一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意识，研究学校如何在“乡村”的发展进步中发挥其功效，常常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参考背景，在“城”与“乡”的比较中设问和解释，研究者多对学校教育之于社区发展持肯定的、改良的态度；另一种是基于“乡村”的利益和意识，研究学校如何在“乡村”的衰落凋敝中发挥其功效，常常以“国家-社会”的关系为分析框架，在乡村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归因分析中设问和解释，研究者多对学校教育之于社区发展持否定的、重构的态度。也就是说，基于“国家”的立场，研究者认为学校教育是促进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进步力量；基于“乡村”的立场，研究者认为学校教育是架在乡民头上的两台“抽血机”之一（另一台是银行系统，抽走了乡村的金融资源），抽走了乡村的精英人才，使乡村缺乏高素质的成员，使社区振兴更是遥不可及。(www.xing528.com)

上述两种乡村教育研究的观点和进路，实际上，是对学校教育之于乡村发展的“利”与“弊”的不同偏重和强调。基于“整体论”的民族志研究，笔者的观点是，现代乡村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是联接“国家”与“乡村”。过去许多对“乡村共同体”抑或“村落共同体”及其教育的研究中，常常把“国家”想象为“乡村”的他者，一种异己性存在或力量，“乡村”也被认为一直都远离国家发动的政治斗争或社会运动。我的研究说明，这种想象是虚假的，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国家”与“乡村”息息相关，“国家”创造了“乡村”，“乡村”也创造了“国家”，现代乡村学校教育中通过“国家”和“乡村”等系列概念及其相关观念的传播和形塑，在这一创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于对明花百年发展历程的民族志观察和书写，[2]我们在肯定上述两种观点和进路的确揭示了“有限的真理”的基础上，也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对于从“国家”立场和视角出发的研究而言，忽视了以升学为目的的精英式教育及其价值的阐释和传播，以及脱离乡村生活实际的学校教育内容等，的确造成了“受害者被谴责”（例如，那些因学业成绩不良未能升学的孩子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等不公平、无正义的社会现实后果；对于从“乡村”立场和视角出发的研究而言，忽视了被“国家”从“乡村”抽走的精英人才也可能对自己的“家乡”或“族群”做出“反哺”的姿态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