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许多相关研究已经指出,学前教育投入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一项财政投入,[12](P6)但是,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的事实,关于早期儿童教育的争论相当激烈。当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儿童究竟应该在谁的控制下接受最初的社会化,二是早期教育的积极影响是对全体儿童而言的还是只针对特殊群体的儿童。[14](P35-41)[15](P25-27)尽管争论者各抒己见,但这两个争论都建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必不可少和看护儿童的需要有增无减这样两个前提下。不过,这些争论还是提醒我们,学前教育的发展也是有代价和风险的。
根据笔者的调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多数幼儿园的课程照搬内地幼儿园的课程,绝大多数官员、家长和教师对这些课程是否适宜本地儿童身心发展的问题考虑甚少。实际上,根据早期儿童智力与生理发展的研究结果,儿童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具有学习能力,最迟也在两岁半时就具有了学习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持续不断地增强,加之儿童50%的智力是在出生至4岁之间发育的。[15](P25)这也就是说,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或学前班学习时,已经从家庭、社区和媒体上习得了一定的文化,其中当地文化内容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这种情形下,儿童入园或入班学习很容易发生“文化中断”。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普遍证实,少数族群的低学业成就很难归因于能力方面和智力方面的基因差异、“贫困的文化”和少数族群本身的“文化缺陷”等等,相反却发现,除了宏观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政治压迫之外,教育中的文化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是重要原因之一。[16](P94-99)
在田野研究中,笔者的发现与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希思(Shirley Brice Heath)和格林(Judith L. Green)的发现较为一致,[16](94-95)“文化中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儿童“在家庭和社区中所习得的被认为合适的行为与学校老师的期望之间的非连续性”;二是儿童在家庭和社区里习得的语言与学校里教学的语言之间的非连续性,特别是对那些只会本族语言,不会本地汉语方言或汉语普通话的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包括裕固族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少,基本分布在边境地区,相对贫困,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的冲击下,存续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能力较弱,加之大多有语言无文字,本族语言是本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些会讲本族语言的儿童应该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金宝宝”,但是他们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却成了“处境不利儿童”。(www.xing528.com)
面对上述情形,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学前教育,一定要认真对待学前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及儿童所在社区和族群之社会文化的适切性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予解决或解决不好,不仅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釜底抽薪的破坏作用,而且可能由于产生大量“文化边缘人”而导致社会发展滞后或社会解体崩溃等严重后果。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学前教育的民族文化课程建设。民族文化课程决不仅仅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相反它是“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更多强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又传播现代主流文化。[17]开发和实施民族文化课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应列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因为《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已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2]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来说,其义务教育阶段民族文化课程开发和实施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18]这给学前教育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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