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裕固族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

我们知道，现代学校教育是从古代教育中分化、演变而来的，是与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互动发展而来的，是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从而使社会个性化的一个非常精致的系统，是使文化得到传递和传播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正是由于这些属性和特征，使得现代学校教育常常成为现代社会的各种立场、观点、策略和诉求的“集装箱”。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族群和社区的学校教育成为一种成功的各种利益诉求的“平衡器”，而常常成为变动中的、日益多元化的各种利益冲突的“过程”，这也是学校教育往往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人类学的视野中，“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要列出一个“文化”的清单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每一个国家、族群和社区的文化，都不全是靠学校教育来传递的，如果再考虑到学校教育要传播文化的需要，情况就更为复杂了。随着中国人口流动的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和范围变广，族群和社区要保持其“纯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在一个多族群的社区里，学校教育要传递和传播文化的哪些部分和要素以及“谁的文化”就成为问题的焦点。在现实中，所有的学校教育所传递和传播的文化都是经过选择的，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是具有“普世性”的。一般来说，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对已有的文化进行淘汰和保持，并将已选择的文化在时空上加以延伸，以期所选择的文化将来在不同领域仍能得到保持和发展。学校教育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上，特别是课程上。

全球化时代，宽容被视为一种德性，它为学校教育进行文化选择提供了宽广的道德基础，尽管宽容的概念本身存在一个悖论：一个人要宽容的对象，恰恰可能是他（她）在道德和情感上最难忍受的东西。对自由主义来说，宽容的基础乃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体现这种尊重的，不在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是否正确、恰当，是否与我同一，而在于我们承认每个人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具有理性选择自己所受的教育及赋予其人生意义的能力。这种普遍性的选择能力，使得每个人均应受到平等尊重，享有同样的尊严。这也是现代“平等教育”的基础。宽容的悖论，在这里似乎得到解决：我虽然对你的选择深为反感，并认为或相信那是错的，但由于我视你为平等的理性的教育主体，因此我尊重你的选择。一个多元的、宽容的社会，从而变得可能。[9]

但是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利益群体在此场域中提出诉求、进行角逐，不断妥协，又不断提出新的诉求、进行角逐和取得平衡，可以说，从共时性的角度说，冲突是常态的，平衡是暂时的，但是从历时性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比较而言是相对滞后的，从长时段来看，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也就是说，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不会立即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体现和满足。一般来说，一种诉求首先要说服它的目标群体，证明它的社会“合法性”，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过程，最后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体现和满足，常常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奋斗。同时，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选择的产物要从学校教育中祛除，常常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作为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学校教育的功能是有限的。历史已经证明，“教育无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局限性和荒谬性，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学校教育无能论”和“学校教育万能论”。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认为，学校教育作为某个族群或社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是现实存在的，但也是有限的。另外，学校教育的功能不总是，也不全是正向的，尽管人们总是对学校教育的功能怀有美好的期望，总是期望学校教育是“完美的”。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正是建立在学校教育功能是有限的，不总是，也不全是正向的这样两个现实基础上。

随着全球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更新，随着保持文化多样性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关注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当代全球社会还很不安定，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的频繁发生，使大多数多民族国家越来越强调通过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来促进国家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不同层面上得到制约和保证。例如，在法律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都有对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文化选择权的制约和保证；在教育政策层面上，众所周知，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心脏”，也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自2001年9月正式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制定和实行了三级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管理政策，这就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进行文化选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裕固族学校教育是中国教育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开掘和发挥其文化选择功能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

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裕固族学校教育照搬了全国普通学校教育的内容，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这样的“文化选择”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在学校里习得的“文化”与他们在所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习得的“文化”之间存在“隔膜”和“脱节”，有时甚至是“冲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可能是造成大多数学生学业失败和在不能升学的情况下沦为“文化边缘人”的重要原因）。裕固族学校教育开掘和发挥文化选择功能典型地体现在两次“教育实验”中。一次是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间，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先后接受教育的学生约在180人左右。全校分为三个大班：小学生一、二、三年级为一个班；四、五年级为一个班；初中生一、二年级为一个班。聘请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明海乡人安翠花任教。该教师高中毕业，精通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受过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加之当时没有裕固语教材和参考资料，教学只能采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教学内容主要是数数字、亲属称谓和日常用语等。这种教学活动的难点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够准确，需要反复教。但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年龄越小的学生掌握的越好。从总体上讲，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了年龄较小的学生对汉语文的学习，而且在校的裕固、汉两族学生都学习西部裕固语，由此引起了一些汉族家长的反对，再加上缺少语言环境，无法巩固学习成果等原因，最后只好停止了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10]

另一次是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间，红湾小学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的第二课堂活动。2003年9月8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阿布带领自治县四套班子在教师节前夕慰问教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生巴战生作为家长代表发言，提出肃南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学校教育中没有任何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是不应该的。学校应该在不影响学生升学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开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应该鼓励裕固族学生学习裕固语，最好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开展学习裕固语的活动。其主要理由是，一方面，裕固族人口少，没有文字，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学习裕固语能使裕固族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学习动机，还可以整合被闲置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自治县人大副主任白忠诚和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主任、著名作家铁穆尔的赞同，经过讨论，座谈会上确定由自治县教育局具体落实这一建议。9月11日，自治县教育局下发了文件，指出“为继承和发扬我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文明，要求全县少数民族聚居地所在学校以兴趣小组的形式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并做了具体安排。[11]据我了解，实际上只有红湾小学落实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活动。兴趣小组由该校体育教师钟玉琴负责，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人数一度在26-43人左右。钟玉琴是原明花区莲花乡深井子村人，大专学历，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兴趣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以亲属称谓、常见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为主，教师的参考资料十分有限，只有《西部裕固语简志》和《裕固族风情》等书籍。2004年9月，只有高年级学生8人报名参加兴趣小组，学校认为小组人数太少，停止了兴趣小组的活动。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该兴趣小组停办的原因主要有：（一）低年级学生语言学习成果巩固率较鸂年级学生为差；（二）部分学生家庭使用的语言为汉语，学生学习西部裕固语缺乏语言环境，影响语言学习成果的巩固；（三）部分学生参加兴趣小组，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家长的意愿，这些学生不参加或退出兴趣小组也是出于家长的意愿；（四）部分主课任教教师认为，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学生学习汉语文、英语文，因此对学习西部裕固语持反对，至少是不赞成的意见；（五）个别家长除不让自己的子女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还在社会上散布“少数民族语言无用论”和“少数民族语言落后论”，破坏了兴趣小组的社会支持性环境。[1]

从这两次“教育试验”可以看出，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的焦点在裕固语的保持上。我认为，这种文化选择的视野过于狭窄。首先，语言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我在田野调查中深深感受到当地人朴素的“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最常见的逻辑是：“如果你不会说裕固话，你就不是裕固人”，也就是说，裕固语已经成为一个人是不是裕固人的判断标准，甚至成为证明裕固族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最后一个凭证（当地人的说法是：“裕固语是裕固族的最后一把金钥匙”）。这种观点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裕固族人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迅速消失的焦虑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在裕固族文化研究中，“裕固语独特论”长期以来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另一方面，在田野调查中，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会说裕固语的裕固人，还是不会说裕固语的裕固人，都对本民族的两种语言有较为深厚的情感。但是，在裕固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中“只见语言，不及其余”毕竟是过于狭隘的观点和立场。

其次，“少数人群体”（minority groups）的双语教育实践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在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挫折，功利主义教育观在世界范围内抬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双语教育运动猖獗，一些地区甚至宣布双语教育违法。例如，1998年6月2日，著名的《二二七提案》在一向标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议会上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宣告了加利福尼亚州内双语教育违法。2002年1月8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一项文件，将2001年通过两院的《不让孩子落后法》（亦称《英语习得法》）正式确定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这一法律使蹒跚走过34个年头的《双语教育法》寿终正寝，为《英语习得法》所替代。[12]再次，2004年底，国家文化部已经将两种裕固语列为“濒危语言”专门立项进行抢救性和保护性研究，我应邀参加了三次该项目的“专家讨论会”，与会的语言学专家指出，许多研究证明，学校的双语教育在“濒危语言”的保持上作用是有限的。当然，我绝不是说，学校教育对裕固语的濒危状况可以保持疏离和缄默，而恰恰相反，我认为学校教育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学校教育怎样“作为”、在哪些方面“作为”等问题实在是值得慎重规划和仔细研讨，毕竟濒危语言的保持和双语教育都是当代社会亟待解决却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实践早已证明，盲目的教育实践只能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而且直接降低了人们对濒危语言的保持和双语教育的期许和信心。我最根本的观点是，盲目的教育试验是不道德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人、群体和组织都没有权利拿“下一代”做盲目的教育试验。当然，这两次“教育试验”在裕固族教育发展史上历史意义将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找更加具有现实性的立足点，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探讨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为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寻找切入点和突破口。

当代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变革、扩展乃至更好地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为目的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裕固族学校教育的功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只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殷切期望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问世。

参考文献：(www.xing528.com)

[1]巴战龙.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钟进文.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22.

[3]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65-66.

[4][美]哈定斯.人·文化·生境[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7.

[5] 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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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69.

[8]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17.

[9]周保松.宽容及爱[J].读书，2004，（8）：145-152.

[10]巴战龙.西部裕固语的使用与教学述略[J].甘肃民族研究，1998，（1）：62-64.

[11]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关于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的通知（肃教发[2003]199号）[G].2003-9-11.

[12]蔡永良.谁不需要双语教育[J].读书，2003，（11）：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