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育研究,大抵可以说是研究者针对某种(些)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系统地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以求对其认识有所精进的一种社会探索活动。教育研究的质量常常取决于研究者所获资料的性质、数量和质量。由于“理论饥渴症”和“创新焦虑症”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当下的中国教育研究界,所以研究者常常忘记,抑或不屑于对研究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经常比较和不断反思。正像教育人类学经典著作《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11]所一再提示的,教育研究者对校长的“应然”研究可能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实际上却很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实然”故事。为长远计,教育研究须得重视研究资料,而学校志恰恰可以成为提供学校教育及其所处的文化生态发展演变之相关信息的有效载体。
2.学校志可成为接续中国本土教育研究传统的上佳选择(www.xing528.com)
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常常被概括为“史外无学”,也就是说,史学是能在最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涵盖古典学术的一种门类。从具体方法上看,“治史”与“修志”是紧密结合的,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历史学家钱穆曾在《略论中国史学》中概括指出:“要之,中国历史记载,于时间空间社会人物四要项,分别以述,而无不可会通以求。”[12](P123)学校志作为一类史志,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然濡染了诸如强调“树人先树德”“教人学做人”的教育精神、讲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语方式等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自鸦片战争以降,“西学”逐渐占据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但“亦步亦趋”和“削足适履”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造成种种“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13]要想摆脱上述历史困境,从“传统”中求“发展”是基本路径之一。就教育研究而言,发展学校志不失为接续中国本土教育研究传统的上佳选择。实际上,民族学界已有学者有意识地利用学校志展开研究,[14]历史学界也有学者对学校志的历史、性质和作用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5]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未来的学校志不应仅仅成为一种教育历史研究的资料汇编,而应成为一种质性教育研究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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