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校志》为裕固族聚居区民众铭记了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记忆
在中国,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下,血缘关系淡化、亲缘关系缩小,学生间的同学关系和教师间的同事关系,以及学生与教师间的师生关系的活力、强度和影响力有所提升,裕固族聚居区亦然。学校教育的建立和运行,不仅意味着构建现代的生活方式,还意味着形塑新型的社会关系,[8](P152-159)而学校教育这种作为“结构化效应”的功能的实现和发挥,有赖于其所造就的关于学校生活的文化记忆。作为肃南一中校友的自治县县长高林俊在该志“序二”中写道:“曾经就读于肃南一中的我,如今每当走进母校,看到崭新、整齐、宽敞的办学环境和学子们充满朝气的神情时,我的内心总是激动不已。每当此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过去的事情。”[4](P3)诸如此类的能够回忆的“过去的事情”,是裕固族聚居区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给裕固族重视教育的“传统”的打造不断输送着资源和提供着动力。《校志》不仅抒写了有着相当程度共识的文化记忆,同时,它还不断激发着那些没有被抒写出来的文化记忆的活力。
2.《校志》为裕固族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www.xing528.com)
法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他的教育社会学经典著作《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指出:“历史的研究不仅将会使我们有能力与我们自己的原则交流,而且也会使我们时不时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发现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辈,而我们是他们的传人。”[9]裕固族的现实是有属于同一语系但分属两个语族的两种本族语言,由于各种原因,本族文字——回鹘文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裕固族的先民曾先后使用藏文和汉文传言记事,今裕固族聚居区通用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现代意义上的裕固族教育研究只有70余年的历史,教育历史资料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田野调查法成为其主干方法的重要原因。《校志》的印行,给专家学者以肃南一中为裕固族聚居区学校教育发展的缩影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校志》的出版,开创了裕固族聚居区记述教育历史的一种“先例”,如其他学校都能跟进编撰出各自的校志,就能创造出一处独特的教育文化风景,不啻可看作是对英国已故史学家霍布斯鲍 姆(Eric Hobsbawm)的 著 名 判 断——“所 有 的 民 族 都 有 历史”[10](P198-205)的经验支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