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是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项以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为主要理论范式，采用文化唯物主义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主要考察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在现代性历程中地方知识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的生成和演变，并对之进行描述和解释。该研究是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综合性地使用了自1996年以来在家乡——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区）所做的历次短时田野研究，2004年和2007年两次较长时段（共有5个多月）田野研究所获的资料。
该研究描述和解释了在田野点社区多面向的系统变迁历程中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之关系的生成与变化，实质上仍然是探讨教育人类学的经典命题——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在较为扎实的民族志描述的基础上，笔者对在乡村教育研究界就社区与学校的关系的两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路进行了反思，指出这两种乡村教育研究的观点和进路，实际上，是对学校教育之于乡村发展的“利”与“弊”的不同偏重和强调，只揭示了“有限的真理”。
笔者还进一步指出，在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一开始，现代的学校教育在帮助尧乎尔（裕固族自称）族群适应社会变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教育，以文化同化和社会整合为主要功能的学校教育的弊端开始显露，由于它总体上是主流社会文化的代表，对族群的传统文化的持续排斥成为导致族群语言使用人口锐减、传统知识衰亡的重要成因。新时期（1978年）以来，随着族群意识的勃兴和族群文化保护和复兴需求的高涨（实际上，随着族群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文化断裂和社会失序现象开始出现，尧乎尔人的族群认同感陷入越来越深的焦虑之中），学校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社区尧乎尔人将族群文化，特别是本族语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强烈要求未能及时做出回应，导致尧乎尔民众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评价走低，又由于学校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举措无多，效益不彰，导致社区与学校的关系趋向紧张。(www.xing528.com)
面向明花社区的未来发展，笔者建议：建构学校-社区支持性社会关系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为此，首要且必须的是，学校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对地方知识的肯定态度，承认地方知识对乡民人生和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中，文化自觉是社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区发展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型”向“乡民自主型”过渡。
该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校与社区关系问题研究提供本土经验，并以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推进中国裕固族研究，接续和发扬中国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学术传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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