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优化探究

刘霞的学位论文是唯一一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也是唯一一篇以量化研究为取向的学位论文。该研究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聚居区的初中生、初中生家长和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研究方法，对裕固族初中生的性健康教育现状与教育对策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肃南“裕固族初中学生的性知识及性观念正处于向当代性知识及性观念的发展过程，他们认同社会主义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积极向上的性文化，大部分学生对性教育的开展持积极态度，学生中科学性知识、正确性观念和错误性知识、性观念并存”。通过分析讨论，作者认为，肃南县裕固族初中学生性健康教育存在如下问题：1.性生理、性心理、性卫生知识缺乏；2.家庭性健康教育甚少；3.学校在性健康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针对肃南裕固族初中学生性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性健康教育对策：1.积极发挥家庭性健康教育的特殊作用；2.积极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战场作用：（1）确立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课程地位：（2）编写性健康教育的校本教材；（3）加强对学生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方面的师资培训；（4）将生物课堂青春期教育与学生自主教育结合起来；（5）成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采取的基本途径；（6）采取人格教育模式；3.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中学生性健康教育的网络化格。[9]

刘霞勇敢地对性健康教育这一敏感而难以深入的主题进行了探索，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可供比较研究和进行纵向研究的资料。但是，这一研究的缺陷也很明显，没有把性健康教育放在当代裕固族社会文化脉络里进行探讨，而且把性健康教育的价值与问题看成是“普世的”，但是对于学校里究竟是否应该开展性健康教育，怎样开展，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展，中外学术界和教育界向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12]

根据笔者的观察了解：1.在裕固族地区的学校里，性健康教育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学校教育确实没有成为性健康教育的主渠道；2.在家庭里，对女孩子的教育较多，但是主要局限于对“月经期卫生知识”的传授，对男孩子的教育确实较少，传统上，男孩子获得性知识主要依靠男性群体，特别是同辈男性群体的互动，在当代，信息媒体，特别是电视和网络迅速成为他们获取性知识的主要媒介；3.至少在部分裕固人的传统观念中，女性的“月经”是“肮脏的”，被“月经”污染过东西，例如内裤也是“肮脏的”，不得示人的，对内衣裤的清洗和晾晒都得“背过人”进行，储存更是要谨慎，禁止被来访的客人看到或从男人头上拿过。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目前，对裕固族文化中“洁净”与“肮脏”的观念和分类的象征意义和实用功能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也许，我们能够从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著作《洁净与危险》中获得研究的灵感。[13](www.xing528.com)

对“性与青春期躁动现象”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和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1925年，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指导下，不满24周岁的米德（Margaret Mead）远赴萨摩亚（Samoa）进行田野研究，1928年出版了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指出青春期现象是出于文化上的而非生物上的原因。[14]1983年，已经辞世的米德的研究受到了在澳大利亚任教的新西兰人类学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的攻击和批评，他认为米德制造了一个神话，她的著作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萨摩亚文化，而且在研究方法和个人能力上存在重大缺陷。[15]结果，这一米德永远缺席的争论演变成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学术争论之一。尽管在学术上可以聚讼纷纷，也可以各诉其理，但是直到今天，对“性与青春期躁动现象”的通俗解释始终摇摆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米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