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在我的《库库淖尔以北》这项口述史研究中,你给我提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发现你比较重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裕固族教育研究方面,已经有哪些学科的学者做了研究?
巴:从已经有的成果看来,在中华民国以前,裕固族教育研究方面的资料主要是地方志编修者、宗教界的僧侣和肃州一带撒里尧乎尔人的家谱修撰者留下来的。中华民国期间主要是边政学者,就是马铃梆等人。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之前,主要是民族学者。新时期以来,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逐渐多元化了。1980年代主要是儿童心理学者。1990年代,有教育史学者、民族学者和教育行政官员,研究队伍中有了本民族的学者钟福国等人。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有了更加专业的学者,主要有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教育学者,还有中小学的老师,甚至还有作家,我把杜曼的中篇小说《山地民谣》看成是很好的教育研究的作品。
铁:你的意思是说教育研究的作品不一定是学术论文和专门文章吗?
巴:是这个意思。搞研究和写学术论文、专门文章是不能划等号的。我认为,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实践探索的成果,像安翠花在黄泥堡裕固族乡学校进行的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钟玉琴在红湾小学组织的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活动,安维武在肃南二中主持编写的“裕固族乡土教材”和这套教材实验教学活动等等;另一类是工作研究成果,像安维武创办的《皇城教育》[2]所刊载的中小学老师的教研论文、文章和教育行政机构和官员的行政公文、总结报告和发展规划等等;第三类才是学术研究成果,例如专业学者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门文章。现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达或“书写”形式更加多元化,可能是一部纪录片、一幅画、一些照片,还可能是一首诗。
铁:你这么一说,倒是打破了很多人把搞研究当作写论文的刻板印象。
巴:上面说的对教育研究成果的三种分类,是相对而言的。我认为,每一类成果都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我们绝对不能认为学术研究成果就多么高深或有价值,实践探索的成果就多么浅薄或没有价值。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学术研究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它需要你接受非常专业的学术训练。以中国高等教育目前的情况来说,本科生几乎不会搞学术研究,硕士生算是刚入门吧,博士生才算是有点水平,这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排除自学成才的可能性。中国学术界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研究本身越来越规范。简单地说,一项完整学术研究,起码要说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别人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哪些研究,你是怎么研究的,有什么新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铁:我们提倡对一个事物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具体说一下。(www.xing528.com)
巴:就拿“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吧,不同学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或者经典观点是不同的。教育学认为,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社会学认为,教育就是成年人对准备进入社会生活的一代的影响,即对年轻一代的系统的社会化,也就是说,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关于人的理想标准,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教育的功能正是为社会培养这些理想的成人。政治学认为教育主要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经济学认为教育是一种能带来若干效益和利润的投资。人类学认为教育是传递和传播文化的过程。
铁: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你认为裕固族教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巴:按道理说,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者自身的条件、研究现场的情况和研究主题及研究规模等等来确定。对于裕固族教育研究来说,也是一样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类型。量化研究就是以收集和分析数字化的研究资料为主的研究类型,质性研究就是以收集和分析非数字化的研究资料为主的研究类型。量化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专业化和技术化,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是无法掌握那一套的,甚至根本就无法看懂。质性研究的一些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掌握,读者也容易理解。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说口述史、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历史文献法等等。
我个人认为,田野调查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其中以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历史文献法为最主要的具体研究方法。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认为这句话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现状来说,还是非常正确的。过去我回来做调查,家乡的朋友们说,不用劳师动众地调查了,有啥问题问我就行了,弄得我哭笑不得。不是说你是裕固人,你就了解裕固族文化的全部。中国有句古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特别欣赏你的散文《绍尔塔拉的启示》里的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稍不留神就会犯错误的时代。”
在教育研究领域,我提倡专业的学者要和中小学的教师、学生和家长、行政官员和社区人士共同参与研究,起码要倾听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诉求,那种专业学者把自己伪装成百姓,声称自己要替百姓说话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也分层了,立场、观点和诉求也多元化了,也不是铁板一块,绝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用一个脑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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