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笔者于2007年接受裕固族学者铁穆尔访谈时明确提出把“裕固族教育研究”构建为“一个现代学术领域”的文化-知识发展目标前[1]，具体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成果已经存在，而且“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术语至少在笔者完成于200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已出现过[2]。在2010年写就，2012年出版的《中国裕固族》一书在评介笔者的学术研究时则指出笔者“对基础教育领域裕固族文化课程建设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并带动裕固族教育研究成为裕固族研究中发展最快的分支领域之一”[3]（P276），那么，除了裕固族教育研究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个问题之外，构建裕固族教育研究究竟意欲何为，即究竟是研究者为了响应强烈而实在的国家治理抑或公民社会的需求，还是研究者发明学术标签以表达某种新的知识政治立场这个问题就会很自然地浮上人们的心头。
正如对“中国学术自主性”问题有着深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邓正来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的时代[4]（P3）。截至目前，在国家相关的知识分类和研究规划中实际上是没有“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标签的，因此应当坦率而真诚地承认——持续地构建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活动确实是一系列对知识规划时代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满、反思和重构的知识政治行动。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社会科学界对裕固族聚居区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多样需求进行学术回应的产物。(www.xing528.com)
为了进一步推进裕固族教育研究“领域构建”的基础研究工作，本文试图从教育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holistic perspective）出发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和定位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索。所谓整体论视角是人类学及其子学科教育人类学的哲学根基和看待问题最主要的视角，即“主张在研究社会或历史现象时必须对与之有关的所有各类现象，即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方面有所了解”[5]（P72）。如果要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个视角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的论述值得一引：（1）“对整个人类的状况感兴趣”；（2）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思考；（3）综合考虑“生物、社会、语言和文化”。[6]（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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