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图像文化史·医药卷》：视觉与医学相交的全新视野

张树剑⁽¹⁾

无论抚慰心灵还是激发野性，引人入胜还是令人沉迷，无论是手工的还是机械的，固定的还是动态的，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无声的还是有声的，事实证明，几万年来，图像都在打动人心、促人行动。⁽²⁾

——[法]雷吉斯·德布雷

自梁任公倡新史学运动以来，历史研究的视角就转向了民众与社会。虽然中医药一直处于史学研究的荒野远径，但是新史学的光束还是投照到这一片早已不太平静的区域。传统的以表现名医与典籍成就的叙事模式已渐渐难以引起学者的兴趣，代之而起的是医学理论形塑机制、建构过程、传播渠道、诠释背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群关系、文化行为等新兴课题。尤其是在医疗与社会的互动领域，“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由“过去的另类”转变为“未来的主流”。⁽³⁾

向来医学与史学泾渭分明，然而在如今这个学术张力与渗透力极强的时代，医药与史学因为共同的研究对象而携手在医学史的小径上开始了远足。对中医药研究最为有利也最耗费心神的是中医药庞大的文献材料。阅读文献是做研究的基础，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学者们对中医药经典文本的关注度极高。向来医经之于医家，就如同儒家经典之于传统文人一样，有一种被神圣化的取向。《内经》《难经》《本草经》这些完成于汉代的文本，经历代学者不断地解读与发挥，产生了大量新的文本。文本是承继中医药理论内涵的主要载体，虽然有条理，但是缺乏视觉形象的参与总不免令其由于诠释文本的不断叠加而变得模糊，甚至混淆真相。如今，新的史学视野越来越重视“图像文本”，巴特（Roland Barthes）直言“我阐读文本、图像、城市、面容、姿态、场景等”，透露了视觉文化研究从“语言学转向”朝“图像转向”的过渡。⁽⁴⁾文字与图像相辅相成，渲染了古典中医的背景并构建了中医理论的框架，其细致入微之处更有赖于图像的诠释。图像不仅可以补正文字记载之不足，更重要的是其形象具体，可呈现文字所无法捕捉的细节和气氛。视觉数据不仅是叙事的媒介，更是叙事本身，其丰富的信息可以直接揭示理论真相与文化内涵。所以，对中医学图像做出诠释与研究，不仅仅可以回溯图像时代的背景与知识，而且对于梳理医学理论的构成与嬗变的过程，观照当下的理论形态都有重要价值。这不仅是对中医历史与文化真相的探求，更是对当下中医理论的反思之举。

视角的转换往往会令早已熟极于目的地方产生新的风景。当我们试图搜寻历史上的图像资料时，原以为会十分困难，毕竟千年而下，更容易传播的是承载于文字的医药理论。不料令人欣喜的是，视觉材料与文字材料一样，在历史的不同路段上熠熠生辉，或拙朴天然，或精巧细致，或气度磅礴，或淡然自处，一朝尘去光生，所有的图像都在陈述着精彩与生动的故事。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帛方技医籍。所谓“方技”，《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载：“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方技文献，基本上可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列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最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等几种脉书。在此之前，我们所熟知的人体经脉“正典”是《灵枢•经脉》篇。从笔者上大学的第一年起，就在针灸专业老师的要求下背诵该篇，直到今天，大学生们仍然在兢兢业业地背诵，这部分内容也是各阶段中医院校考试的重要内容。《灵枢•经脉》篇记述了人体的经脉系统，说人体有十二经脉，按照手足三阴三阳的模式分别走行，六阳经与六阴经互为表里，经脉与脏腑有清楚的络属关系，始于手太阴肺经，终于足厥阴肝经，首尾相贯，如环无端。这一经脉系统学说千古以来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明代甚至有“不明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的说法。⁽⁶⁾十二经脉理论与脏腑理论合流之后，成为传统中医药理论叙事的核心。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脉医籍却令这一理论的崇高地位受到冲击。出土脉书中对经脉理论的记述与传世《灵枢•经脉》篇大异，不仅经脉的数目不同，而且在表里关系、脏腑络属、走行方向等经脉理论的关键部分也语焉不详。虽然许多中医界人士很难接受，但出土文献无疑为早期经脉理论形态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土文献为千年而下沉闷的中医理论投射了一束光。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亦出土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经脉医籍，这更坚定了学界对经脉理论系统重新评估的信心。2012年至2013年，成都老官山地区又出土了一批经脉竹简，虽然尚需更深一步的研究，但是其文献价值及对经脉医学的影响不可低估。

《清明上河图》是众所周知的经典名作，其表现的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风物在不同欣赏者的眼中有不同的意蕴。艺术史学者曹星原先生从中看到宋王朝身处历史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一如画中虹桥下那艘在激流中奋力靠岸的船。⁽⁷⁾医史家关注的是图中透露出的医药信息，“赵太丞家”应该是当时比较成功而有名气的医馆了，三进院落的宅院体现了主人的地位与财富。街市上鳞次栉比的店铺中最多的除了酒馆竟然是香药铺，还有在街头竖起遮阳伞支几张桌凳售卖香饮子的小摊。宋代香药进口远远超过前代，佩戴香囊、焚香于室成为当时的时尚，酒肆也多有售卖香药饼子的小厮周旋于酒客之间。《清明上河图》中的多处细节反映出了当时香药流行的社会风尚。同时，外来香药也进入了中医的本草书籍，成为中医习用的药材，如安息香、沉香、木香、龙脑香、郁金、胡椒等，以香药为主要成分的成药也成了官方成药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重要内容。世风之下，当时的医生自然也喜欢施用香药。所以金元时著名医家朱丹溪开创滋阴一派，应当也有纠偏救弊的意味。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未必会想到他的画能够在千年之后被医界学者所关注，而且通过对医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交流，看到医界学术流派产生与医学理论变迁的深层原因。

宋天圣中，仁宗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所以铸造了针灸铜人，以期“观者烂然而有弟，疑者涣然而冰释”。⁽⁸⁾医家王惟一受命著三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经于石，复铸铜人两具，是为权威的针灸腧穴模型。铜人被古代针灸医师奉为至圣之物，后来官方民间均有铜人新铸。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就藏有一具清代乾隆年间的铜人，是清代官方铸造，御赐给《医宗金鉴》编修官的奖励之物，历经离乱才终于回归博物馆这一存身之处。其中故事在近代上海名医丁济民先生《铜人始末》一文中有载：“我在去年，有一次遇到王吉民先生，便谈起中国医史文物上的问题，王先生便说起数年之前，北平某古董铺有一铜人，据谓是某旗人世宗之物，可惜当时没有钱把它买下来，置之医史博物馆中，终觉是件恨事。”后丁先生筹资，王吉民先生委托北平的李友松医师终于将该铜人购得。⁽⁹⁾时值20世纪40年代，路经一路关卡才运到上海。天圣年间铸造的两具铜人的故事更为传奇，其中一具南宋时周密《齐东野语》的一则笔记中有记录，但之后亦消失于历史尘埃中；另一具在明代正统年间被仿制后即了无踪迹。现今，明正统年间仿宋铜人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¹⁰⁾针灸史学家黄龙祥先生曾经专程去圣彼得堡寻访过这具铜人。另外，1965年至1971年北京拆除明代城墙时，惊现五块石刻残碑，经考证正是宋天圣中所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至此，这一宋代铜人公案才算告一段落。

脉诊是中医学中最富有特点的诊断方式，也是东西方医者之间最难以互相理解的医疗实践。在今天的文化人类学者看来，这种分歧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也就是说，“具有地方性的一些医学现象中的重要因素是不会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容易与另一地区的进行交换”⁽¹¹⁾。栗山茂久先生曾经对“切脉”做了东西方文化视野下的考查，以盲人摸象的故事比喻了欧洲与中国医生对同一个部分感知之后得出相异结论的现象。欧洲医生曾经感叹于中国治疗师对脉搏的几乎不可思议的敏锐触感，而对于中国医书中对脉的解释又无从认知。⁽¹²⁾相同的身体对象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竟然产生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语言，这也是栗山先生所致力于解释的难题。其实，即使在中国，不同文献中对待脉搏的起落之间所流露出的信息也有很大的分歧。中医学中的脉原本与现代医学中的动脉、静脉概念有很大的通约性，“动脉”“静脉”的文字也是借用了中医学“脉”的概念。早期经脉的“脉”与诊脉的“脉”也没有清晰的分别。但是时代更替中，文本的转换与诠释造成了两者的分离。手腕部桡动脉搏动处，中医文献中称作“寸口”的脉到底能够带给医生怎样丰富的信息？文献中甚至将手指触摸这一处动脉所感知到的不同，依据节奏、强弱、平滑与否等细分为28种脉象，每一种脉象对应不同的病症。这些信息是来自医疗实践还是理念的推演？在探索这些理论性极强的问题时，笔者遇到了明代百科全书式的图像资料《三才图会》。《三才图会》不是医书，却记录了十分完备的脉诊理论示意图，当然该书的作者是不会绘制这些图的，他们所作的仅仅是辑录的工作，但是作为一般文人辑录这些图像时，其取舍标准自然是依据彼时精英文人的一般认识。非医学专业学者编辑的著作更能够反映出材料之外的思想观念。

西学东渐之风从晚明就开始了。当利玛窦将《山海舆地全图》带给中国的知识界时，就开启了中国传统思想界变革的门扉。一张世界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学知识的更新，更是对整个中国思想体系的动摇。⁽¹³⁾所谓“上国衣冠”，抵不过一纸地图。葛兆光先生说：“也许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并不是很大，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¹⁴⁾伴随着西方地理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以解剖学为先导的西方医学也进入中国。西方医学与东方医学在最初相遇的时候，面目都是十分友善的。早期中医界对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剖学、生理学多持接纳态度，大概是因为彼时的西方医学本身比较幼稚，尤其是临床治疗领域与当时的中医相比未必能胜出，中医人士对新知识的接纳有一种文化上的以主待宾的意识。

然而，时至清末，当传教士在广州、福州、上海等地开设医局，直接面对患病的民众时，中医与西医之间的阵营渐渐形成，互相对峙的言论渐盈于耳。西方医学以其在眼科、外科、妇产科等临床技能上的明显优势，以及以医传教的理念之下几乎不计收益的善举，迅速赢取了民众的信任。晚清《点石斋画报》的编辑们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信息，大大赞美了西医的高超医术，同时也对某些本土医生图名敛财的行径做了批评：“读得汤头歌诀，便号时医。胡乱开方，草菅人命。死也，而委之于数律无抵，偶然侥幸，病者之称道也，人情也，而医者亦居之不疑，以为非我莫汝生也。”⁽¹⁵⁾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两年之后，《点石斋画报》报道了苏州博习医院应用X射线诊断疾病的新闻。相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新闻画报更生动，也更易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民众意识。

可见，图像从来就不是文字的附庸，其本身所隐含的社会观念与技术思想极其丰富。郑振铎先生曾谓：“从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有了图，可以少说了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有茫然之感。”⁽¹⁶⁾即西谚所谓“一图胜千言”。

宋人秦少游曾患胃肠病，久治不愈，友人给他送去王维的《辋川烟雨图》，嘱其天天看画，后果然不药而愈。观画治病这样的奇事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相思成疾的少年男女，若是将心上人的图像置于案头，身体的疾病或可顿消。秦观是诗画兼通的文人，其身体之忧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画作来治疗，不啻是对症之药。若是对一位不懂诗画的俗人，恐怕这样的“药”就起不到任何效果了。

同样的画，不同的观众，其观赏体验自是不同；而同样的对象，不同画家去画，自然也会出现不同的作品。作为文艺作品的画与作为科技资料的画有着不同的功能，科技绘图的基本要求是真实，而阅读医学史上有些本应眼见为实的医药图像，却可能使人在观念影响下变得远离实际。

解剖技术是医学理论与思想发源的始基之一，中国医学亦不例外。公元2世纪王莽时期曾有一起医学解剖事件：“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¹⁷⁾。此事可视为对《灵枢•经水》中“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这一阐述的印证。同样一具解剖的对象，汉代医师看到的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应该是相同的内容。“以竹筳导其脉”一句，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古代能够看到“脉”。这里的“脉”是什么？不言而喻是一种管状组织，再进一步解释的空间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吧。然而，古人看到的“脉”有几条？如何分布？《汉书》中没有详细的回答，而《灵枢•经脉》篇中脉有十二、如环如端的观念却一直深入人心。可以设想，如果王莽时期“太医、尚方与巧屠”中若有人精于绘画，是否可以绘制出与《灵枢•经脉》篇所吻合的脉图呢？这一猜测并非毫无依据，我们可以从宋代的解剖图中得到一些启示。

北宋庆历、崇宁间有两次解剖事件，与汉代不同，这两次解剖事件留下了画师和医师合作完成的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按照一般的理解，既然是解剖图，至少基本的脏器位置与形态应该符合实际，然而宋代解剖图给我们呈现的却并非如此。与其说宋代解剖图是对解剖刀下的图像记录，毋宁说是对《内经》《难经》等经典医籍中人体脏腑描述的想象，其基本立场是“校以古书”。笔者设想，如果解剖图的绘制有熟读经典的医家参与的话，那么留给我们的或许会是更为真实可靠的图像。

明代的彩绘本草图是本草史上的无价之宝，其中《本草品汇精要》《食物本草》与《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更是精品之作。本草有图，对本草原生药材的外形与入药部分做实际描摹，是本草学术传承的重要途径。上述三部彩绘本草图出于宫廷画师之手，笔法精良，浓墨重彩，用纸用墨也是极为考究，除了科技图像的功能之外，更是艺术史上的佳作。与宋代绘制解剖图的画师不同，明代宫廷画师们更加具备画家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将绘制本草图视为艺术创作，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在药材本身之外尚补缀风景人物，树石流泉，一袭南宋以来的绮丽画风。然而正因如此，部分本草图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了师心自用、令人啼笑皆非的本草图。比如中药龙骨，其原生药材是古代动物的化石，主要成分是矿物质，但是画师却惟妙惟肖地画了一条传说中的龙作为插图。本草图固然可以画得墨气淋漓，但脱离了写实原则的本草图却远离了真实。

可见，图像叙述的背后，是人的视角与眼光在评价和解读。图像可以记录历史的真实，也可以为历史真实蒙上面纱。

笔者查阅历史上与医药相关的图像，包括实物，并记录心得，同时亦对其学术内涵做相应的分析，试图由此构建一个学术史的基本框架。(www.xing528.com)

从纷繁绚烂的医学图像中，大抵可以梳理出中国医学史的六个学术分期。汉代之前为第一个时期，从甲骨文中的卜辞到传说中的神医事迹都可以窥见早期医学思想的萌芽，巫医并行的时代延续很长，以《内经》为标志的立足于自然哲学的医学理论基本上摆脱了巫术的控制。不过，医巫分离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程，直到今天，我们是否已完全摆脱巫术思维而代之以纯粹的科学思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二阶段从魏晋到隋唐，这是一个医学有很大进步的时代，医生多出于道家山林，释家东来也带来异域的医学，文人学士则致力于医学典籍的整理与集成。其间，定型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断、方药、针灸等诸方面的集成性著作，医学知识渐从门阀授受向文本传承过渡。第三阶段是两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文人学士关心医事者渐多，儒医阶层开始形成，与此相应的是，医学理论渐渐打上了儒家学说的烙印。金元是医学理论改造与固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此间儒家学说全面渗透并掌握了医学理论的解释权，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是在儒家格物穷理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自解释系统。第五阶段是从明代到清代中期，这一时期基本上延续了金元时期的医学理路，但是明代后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思想界开始泛起微澜，医学界当然也不例外，变局已经悄然酝酿。晚清民国是第六阶段，此一时期的主题是中西之争，面对渐成主流的西学，中医学界内部漠视、怀疑、抗争、反思等各种情绪杂糅，最终以科学化为由选择了妥协，并与西方医学渐行渐近。直到今天，尚不时泛起中西之争的波澜。而将来中西医学的走向如何则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

本书的题名中有“文化史”三字，试图在上述六个分期中分别选出一些能够引发医史两界学者思考的话题，做一些介绍，试图换一个视角观察中国医学，从而找到另一片视野。所谓图像，笔者认为，并不只有视觉能够感知，用思想去触摸图像会发现更为深沉的美。

(1)　作者单位为南京中医药大学。

(2)　[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黄迅余、黄建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　杜正胜：《从眉寿到长生：医疗文化与中国古代生命观》，（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页。

(4)　曹意强：《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曹意强、麦克尔•波德罗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0页。

(6)　（明）汤世隆：《古今医统序》，（明）徐春甫编集：《古今医统大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序”第12页。

(7)　[加]曹星原：《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73页。

(8)　（宋）夏竦：《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黄龙祥：《针灸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9)　丁济民：《铜人始末》，《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年第5、6期。

(10)　相关讨论见黄龙祥：《中国针灸史图鉴》，青岛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205页。

(11)　[美]哈罗德•库克：《全球医学史会是什么样子》，王淑民、罗维前：《形象中医：中医历史图像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2)　[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陈信宏、张轩辞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3)　相关研究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379页。

(14)　同上书，第327页。

(15)　《点石斋画报》乙十一：著手成春。

(16)　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郑振铎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241页。

(1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4145—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