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灵芝(1)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在全国进行了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共收集到150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医古籍书目13 455种。从地域来说，北京、上海的数量最多，然后依次为江苏、浙江、天津、四川、吉林等。其中，医经类333种，基础理论类263种，伤寒金匮类845种，诊法类496种，针灸推拿类498种，本草类著作867种，方书2 192种，临床各科5 230种，养生类551种，医案医话类1 311种，医史类346种，综合性著作523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仅仅是在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得到的低温提取思路的帮助下就获得了高纯度的青蒿素，进而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相比之下，更多的古医书还亟待有效开发，提取有效信息。进行中医药的现代研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而言，古籍数字化为相关研究带来了便利和突破。本文将介绍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情况，并以中国医学史中相关研究领域为例介绍具体应用方法，以待来者。
中医古籍数字化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目前可知国内最早的数字化建设为陕西省中医研究院与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通力合作建立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计算机系统。(2)而今，几乎各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都有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中医古籍数字化项目，情报信息学领域的老师也会指导学生做一些数据库建设的选题。目前数字化建设成果主要包括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以及各专题数据库，西医院校图书馆的医学古籍数字化也在进行。
古籍书目数据库，顾名思义是用计算机的手段建立的古籍机读目录系统，是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最初阶段，用户可以通过分类、书名、著者等途径检索到相关的古籍信息。目前国内的中医古籍书目数据库有：
1．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中医古籍目录数据库”和“海外中医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以11个国家（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荷兰、越南、德国、意大利、梵蒂冈）和2个地区（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共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为依据，收录上述国家和地区收藏的中医古籍27 250部。
2．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中医古籍善本书目提要数据库”。它是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编撰的《中医药善本目录》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显示有馆藏的1 110部中医善本的目录。
3．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
4．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时期岭南医籍书目”数据库。整理现存民国时期的岭南医籍共200余种，该数据库全面集中地揭示了民国时期岭南医籍的文献资料，方便读者从书名、作者、主题等多种途径检索，并能迅速查询到该书的典藏地址，促进了岭南医籍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5．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巴蜀中医药古籍书目库”。按著、撰、录、编、补注等著作方式收录了364种巴蜀中医药古籍文献，内容包含书目、作者、创建时间及简介。(3)
6．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的“典藏台湾”。为善本古籍子部医家类，录有1 231笔。
（1）龙语瀚堂典藏数据库中的中医药文献书库录了258种古医籍。
（2）爱如生系列数据库的医书集成，收录医经、药典、脉书、医案等500余种古医籍，很多为善本。
（3）书同文典籍文献全文检索数据库中有104种中医学经典著作。
（5）金图国际中医药古籍资料库，将743种中医古籍全部数字化。
（7）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是一个汇集高校古文献资源的数字图书馆，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三期建设的子项目之一。
（9）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1）中医全文数据库常用的是《中华医典》，收录民国以前中国历代医学古籍1 600多部。
（2）“中医古籍类书全文库”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医学部》整理而成。
（3）中国中医科学院的“350种传统医籍整理与深度加工课题成果”。
（1）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数字化的中医古籍(4)。
（2）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中医妇科名著选”（繁体中文）(5)。
（3）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四庫提要”数据库(6)，子部医家类；九州，“古医書画像データベース”(7)；京都，“富士川文庫”(8)；东京，“医学図書館デジタル史料室”(9)，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汉籍目录(10)，和汉医籍位于第294至311页，庆应义塾大学“貴重書•医史学”(11)；长崎，“医学和漢古書目録”(12)；名古屋“近代医学の黎明”(13)。
（4）韩国：Korean History On-Line-Old Books-医家类(14)。
（1）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古籍全文数据库”。2012年6月14日开通，重点收录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医药古籍，还收录了综合性汇编类丛书中的中医古籍，如《四库全书》《道藏》《中华善本再造》《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中医古籍的影印本，约2 800种。
（2）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浙江省中医药善本古籍多媒体数据库”(15)是经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立项，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开发的古籍全文数据库，包含基础元数据量46 520条，全文数据量7 425条（含流媒体数据），其中“中医药古籍目录数据库”库中的检索总共有16 330条。
（3）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岭南医籍数据库”。
（4）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巴蜀中医药古籍全文数据库”现已有84种巴蜀中医药古籍，内容有题名、作者、版本和古籍全文内容(16)。
（5）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善本古籍数据库—子部医家类”“中医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尊生堂中医典籍数据库”。
（1）“中医e百”为专业数据库，其中“古代医家”数据库，共计收录中国古代医家1 820个；“中医古籍简介”数据库共计中医古籍1 481本，还有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
（2）“医源世界”。
主要是疾病、本草、养生、针灸、医案等主题数据库。
1．疾病的专题数据库：
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万芳研究员主持的“小儿咳喘病证古代中医文献数据库”建设项目。近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和相关临床领域人员合作，建设有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重点专科建设数据库、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银屑病古籍专题数据库、国家慢性肾脏病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古籍数据库。南京中医药大学儿科研究所、南京大学多媒体制作中心研发了“中医儿科古代文献数据库”，并制作成CD。
2．本草的专题数据库：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有毒中药古籍数据库”。
3．养生的专题数据库：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
4．针灸的专题数据库：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针灸古籍资源数据库”。
5．医案的专题数据库：山东中医药大学研发的中医历代医案数据库，上海中医药大学吴中平等人研制的古今医案查询统计分析系统。
6．人物或其他专题数据库：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巴蜀中医人物库”搜集了从西汉至明清时期1 065位巴蜀名医的生平、著作及轶事(17)。此外还有“中医药古籍孤本全文数据库”。
此外，还有台湾的“内阁大库疾病与医疗主题资料库”(18)、（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医疗手抄本”(19)。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印第安纳大学在Henry Luce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西方医学在中国（1800—1950）”课题，主要研究医院、医学校与其他医疗机构、医学教育机构和公共卫生运动的创建以及沿革，目前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官网可以检索。
主要是利用的医家和医案数据库。这种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文献学知识，会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例如，陈玥舟以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和症状学统计为基础，建立病毒性肝炎相关明清医案数据库，挖掘明清医家对病毒性肝炎相关病证的诊治经验；以病毒性肝炎疾病自然史为基础，建立具有传染性特征的病毒性肝炎相关明清文献数据库，挖掘明清医家对有传染性特征的病毒性肝炎相关病证的诊治经验。(20)
周莺(21)以古代的情志病证医案为研究对象，以各神志症状为检索词，在“中华医典”全文区检索到的条目中筛选出医案部分，建立情志病证医案数据库，对医案原文从症状、性别、年龄、诱因、发病、病位、辨证、治法、药物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利用SAS8.2软件编程将文本数据转换为数字变量，分别赋值为1和0。用SAS8.2软件编程，进行频数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关联分析。结论指出：共涉及古代91本医籍的1 040条医案，涉及的情志病证有心悸、不寐、郁证、痫证、癫证、狂证等17个病种。大部分未明确记录性别（70%）和年龄（79.9%），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年龄分布无明显差异。医案中大部分没有描述发病缓急情况（62.6%），大部分未明确记录诱因（60.5%），在情志诱因中又以多种情志因素混合诱发为多。情志病证医案的病位在心、肝、脾为多。症状及舌脉情况情志病证共涉及症状338种，所有出现总频次共有3 331次。临床症状以心悸、不寐、眩晕、惊恐、郁的表现为多见。根据因子分析，症状归为六类：心肾类相关因子、热证相关因子、神志类相关因子、肺系类相关因子、脾系类相关因子、情志类（肝系类相关症状）相关因子。1 040条医案中只有102条记载有舌象（占9.81%），有420条记载有脉象（占40.4%），以脉弦滑出现频次最高。辨证情况从寒热辨证和虚实辨证来看，属热证者为多，虚证、实证则无明显差异。气血津液辨证以痰湿内停证证型最为多见，其次为痰热证、气虚证、气郁证、气郁化火证。从脏腑辨证体系看，以心系、肝系辨证使用频次较高，而肺系的辨证频次最低。证型分布以脾气虚最多，其次为肝火上炎、肝风内动、肝气郁结等。治法及药物情况分析情志病证的治法以补益法最多，其次为化痰法、清热法、和解法等。医案中共涉及药物444种，茯神、甘草、半夏、酸枣仁、茯苓、当归、白芍、远志等在情志病证中的使用频率较高。情志病证医案的常用药物组合：秫米、半夏；菖蒲、远志；柏子仁、茯神；大枣、甘草：柴胡、甘草；柏子仁、酸枣仁；黄芪、当归等等。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结合中医中药理论，常用药物分为7类：补虚类、化痰熄风类、安神类、养阴类、养肝类、化痰理气类、清肝疏肝类。并且进行了症—药关系分析：单一药物与单病种间的关联关系不密切，但药物组合与病种间有密切关联。
张珊珊认为，“立足于古今文献，规范建立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证候、方药信息数据库，对于用数据挖掘技术解读、剖析其中蕴含的证候和方药信息，进而总结本病证候分布规律、证候标识要素、方药使用特色和名家诊治经验，对规范原发性高血压的中医证候和探索方药配伍规律有着重要意义”(22)。
清宫香药有外国使团、使节馈赠、传教士进献等几种渠道，香药形式比前代更为灵活，提取蒸馏的品种丰富很多。故宫博物院至今还遗留有多尔门的那油、冰片油、水安息油、巴尔撒米油、薄荷油、沉香油等。清代出现的很多药露、药油是音译名词，尚未有古汉名和现代植物与之对应，比如这里出现的“巴尔撒米油”就不知道何物。
清宫对药露比较重视，太医院使用有状元露、黄连露、红毛露、青梅露、参苓露、龟龄露、延龄露、国公露、凤仙露、桂花露、补益延龄露、佛手露、神仙长寿露等，(23)还专设武英殿露房。“露房是受西洋医学影响，在蒸馏法传入中国后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康熙六十一年把露房归并到武英殿的事实是有据可考的。”(24)露房位于武英殿东稍间，有专门医生承应制露事宜。乾隆年间，从新招募的30名合格医生中，抽调旗医生一名，民医生三名充实到露房。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因蒸露活计减少，决定将四名医生暂时拨回药房，等待有活时再调遣。蒸馏法与中医修合药的技法迥异，拨回之医生等仅习蒸露，未解修合药味，一时无用武之地，若令专候该处应用未免旷闲。权衡后，乾隆帝令旗医生留在药房学习差使，听候传唤，三名民医生被裁汰。(25)
露房所蒸之露取名为××油，如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对武英殿露房进行查检，“瓶贮甚多，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类”(26)。嘉庆帝把部分药品赏赐给大臣，其余的交给清宫造办处收存。当时受赏赐的大臣中有户部侍郎姚文田，其子姚衡在《寒秀草堂笔记》中对各种药品数量、盛放药物的器皿都一一做了介绍，共记载122种。部分药露香油能判断出为何物，还有一些不知何物只能通过音译的方式进行记载。其中有一条载：“巴尔撒米油，三斤一两三钱五分，六玻璃瓶，治刀伤”。
巴尔撒米油又称巴尔萨木油、巴尔撒木油，在军营备受重视。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称“巴尔萨木油在军前甚为有用，祈请朝廷多多赏赐。二月初六日，造办处将20斤共40瓶巴尔萨木油发往西北军营”(27)。
这些药物除医疗功效外，在宫中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配香。如雍正六年四月十七日，太监刘希文一次交来66罐玻璃罐装的香油，包括：丁香油6小锡罐，桂皮油2小玻璃瓶，西洋玫瑰油2小玻璃瓶，西洋花露油4玻璃罐，擦头油27玻璃罐，西洋花露油9小玻璃瓶，花露油16玻璃罐。雍正帝指示将之交给造办处收贮，以配香使用。(28)
康熙年间曾进一款“避风巴尔萨木香”，武英殿保存有配香的方子。雍正登基后，巴多明和罗怀中分别进献了避风巴尔撒木香八小象牙盒、两小锡盒。(29)雍正时期，宫中供职的传教士陆续向雍正皇帝献上避风巴尔萨木香，雍正非常感兴趣，“问西洋人避风巴尔萨木香是何物配做的，问明着西洋人另配些装在盒内”。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办处同时按照巴多明、罗怀中所提供的方子和武英殿旧存的方子各配一料避风巴尔萨木香，雍正将两种香比较之后认为“武英殿旧存的香方香味好”。巴多明、罗怀中避风巴尔萨木香方为“白豆蔻油一两，巴尔萨木油三钱四分，龙涎香二钱，麝香二分，筒桂皮油四分，丁香油一分，香圆油一分，陈皮油二分，枚桂油三分”；武英殿旧存“避风巴尔萨木香”方为“白豆蔻油一两，巴尔萨木油三钱六分，龙涎香一钱六分，蜜蜡金油一分，麝香一钱，筒桂皮油一分，丁香油七厘，底莫油三厘，辣文都油七厘”(30)。而四月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镶银指巴尔萨木香球十八个，重十四两二钱，镶银梅花巴尔萨木香球二个，重四两五钱，镶银梅花巴尔萨木香球二十四个，重四两四钱。奉旨将银指梅花俱折下来，将巴尔萨木香球研成面送进配避风巴尔萨木油用”(31)。康熙年间的“避风巴尔萨木香”表明，当时除了巴尔萨木油，还有巴尔萨木香球进入中国。
乾隆皇帝对避风巴尔萨木香亦热衷。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授意造办处查找以前的方子，后从乾清宫、武英殿寻到龙涎香、桂皮油、丁香油、琥珀油、巴尔萨木油、肉豆蔻油、黑龙香、荆芥穗油等配香所需的药品，西洋人奉旨进行配造。(32)
刘世珣认为：“巴尔撒木油又名拨尔撒摩、巴尔萨吗、巴尔沙摩、巴尔酥麻、水安息香，是由勃参树的油脂提炼而成。”(33)此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提供了新译名词，如“拨尔撒摩”等。通过检索相关中药数据库，可发现《中华本草》记载有秘鲁香胶，别名“拔尔撒摩”、秘鲁香、秘鲁香脂，药材基源为豆科植物秘鲁香胶树的树脂，分布于美洲中部太平洋沿岸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森林地带。我国台湾有引进栽培，性状为浓厚的油状体，褐赤色乃至暗褐色，薄层则透明、呈红棕色，无黏着性及牵丝性，香气似香荚醛，味初无而后苦辛。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秘鲁香胶所含之油有消毒作用，油树脂部分能促进组织修复，树脂还有局部保护而减轻炎症的作用，因而可用于皮肤、黏膜的慢性炎症，并能促进溃疡、创伤的愈合（与蓖麻油混合作敷料应用于创面），还可治疗某些皮肤的真菌感染，也有局部应用或内服（乳剂）治疗结核者（皮肤或喉结核）。内服之效果可疑，局部应用有时有刺激性。体外试验，对阴道毛滴虫有作用。
《中华本草》里提供的别名“拔尔撒摩”，指向了这样的几本书：
（1）17世纪比利时人南怀仁《坤舆图说》。该书初刻于康熙甲寅年（1674），其中有言：“南亚墨利加西曰白露……有树，生脂膏极香烈，名拔尔撒摩，敷诸伤损，一昼夜肌肉复合如故。涂痘不瘢，涂尸千余年不朽”(34)。南怀仁是否见过此物不可考。但清代少有人知道此物。如赵学敏1765年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木部“拔尔萨摩”载：“《坤舆图说》：木名，出白露国，此树生脂膏极香烈，可入药。敷金刃伤，一昼夜肌肉复合如故，涂痘不瘢，涂尸千年不腐。”(35)。
（2）清代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合刊于1846年，其中《合省国说卷一》载：“有树生脂膏，极香烈，名拔尔撒摩，传诸伤，一昼夜复合，涂痘不瘢，涂尸千年不朽。”
（3）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本1924年的书里记录了“百露拔尔撒谟（Balsamum Peruvianum）”和“骨拜波拔尔撒谟（Balcamamam Copaivae）”。其中“百露拔尔撒谟”一名“必鲁脂”。“百露拔尔撒谟”系美国一种蛾形花科属树皮部所得之物，制成暗褐色之液，香气佳快，味辛而带苦。外敷善扫除疥癣，消灭毒菌。治白秃方：百露拔尔撒谟5.00，酒精10.00，混合，为涂敷料，一日二次。……骨拜波拔尔撤谟，英名“哥拜巴油”（Balcamamam Copaivae），为热带南美利加所产决明科之树脂。西人谓树脂为“拔尔撒谟”，其色淡黄或作褐色，其味苦而兼辣，微有香气。为治淋第一要药，能护水道黏膜，颇有防腐之力。其用量每次1.0，三服。
事实上，通过分析“拔尔撒摩”的音（秘鲁香胶，Peru Balsamum），可以见到“balsamum”——劳费尔1919年出版的《中国伊朗编》，将“阿勃参”等同于“巴尔酥麻香”——“阿勃参（巴尔酥麻香）”条文下指出其译音为a-bwut-sam，可推导出阿剌迈克语和塔勒木底语的afursama NDDTLEN（希腊语βáλσαμον，阿拉伯语balessān），后两字“勃参”（bwut-sam）能正确地作为希腊语的balsam（香膏）的译音，但当头的“阿”却排除了这种可能，它所转写的不是希腊语或其他有这个字的语言，而只能是阿剌迈克语。(36)其后，谢弗指出吉莱阿德香膏又称“麦加香膏”，是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汁液，据说是示巴女王将它引进了巴勒斯坦。(37)9世纪时，这种绿色的树脂引起了段成式的注意，他写道：（这种香膏）“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其油极贵，价重于千金。”据其记载，这种香膏出自拂林国。拂林国是我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的称谓。的确，罗马人是知道这种香膏的，因为在庞培和韦斯巴芗的凯旋仪式上，就曾经展示过产出菜阿德香膏的勃参树。段成式所记录的汉文名“阿勃参”，是这种树的名称的叙利亚语形式“apursāmā”，它来源于希腊文“bálsamon”，但是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吉莱阿德香膏当时已经传入了唐朝。
两位汉学家的研究表明，阿勃参（巴尔酥麻香）是一种香膏，而且价格昂贵。唐代《酉阳杂俎》言：“阿勃参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青白色，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38)
其实，清宫的“巴尔撒米油”早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当时名叫“阿勃参”，清代传教士尚有记录为“拔尔萨摩”，但清代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此物。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草部“阿勃参”载：“《程赋统会》云：产拂林国。《华夷花木考》：阿勃参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其油极贵，价重千金。油涂疥癣即愈。”(39)1795年，陆烜在《人参谱》中指出：“《本草》拳参出淄州，《酉阳杂俎》阿勃参出拂林国，不可枚举也。”(40)可见，他亦未曾见过阿勃参，竟以为是人参的一种。晚清译著《西药大成》里出现此物，名为“波勒杀末”(41)。而现代研究也往往不懂“阿勃参”是什么，考温翠芳的《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尚未考证“阿勃参”，盖因中古时期有关“阿勃参”资料太少，而且单从字面上理解看不出与香药有关，其他香药研究也往往忽视该药，因此此研究也为相关香药研究填补了空白。
现代临床很少使用秘鲁香胶这种“局部治疗烧创伤的天然树脂，其提取物及馏出物通常广泛用于化妆品中且经常引起变应性接触性皮炎”(42)，即有引起继发性紫癜性血管炎样发疹(43)的副作用。然而古代常用其治疗疥癣和刀伤。
这是笔者参与搜集资料的一个课题领域。研究中医古籍的图像是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一个新思路。为了实现中医的现代化，2004—2005年，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英国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 Centre）合作开展了中医历史图像研究项目“中医——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历史”。该设想由我国中医医史文献家马继兴教授最先提出，具体实施上，先是分批筛选中国中医医史文献中的图像资料，由中英两国专家分别撰写中英文文字说明，在维康基金会图书馆网站上公布。从史学角度来说，这不仅提供了形象的中医历史资料，而且扩大了中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从而推动中医走向世界。
201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了中医古籍图像分类整理研究课题，由胡晓峰研究员主持。中医古籍图像分类整理研究课题项目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纲，全面调研中医古籍里的图像记载情况。通过对14个省市52家藏书单位实地调研，共查阅诊法、本草、针灸、推拿、内科、女科、儿科、外科、伤科、五官科、养生、基础12类中医古籍2 773种，登记记录图像4.1万幅，收集整理编辑图像2.9万幅，编辑完成《中医古籍图像资料汇编》90册，收录图像2.9万余幅。
中医古籍图像的挖掘对中医药创新发展有启示意义。例如，挖掘出551种中医养生古籍，1911年以前为364种，1911年到1949年著作187种，分为“养生通论”“导引、气功”“炼丹”三大类。中医养生古籍图像，不仅指中医养生古籍文献中的各类插图，也包括一些图示作用的图像。这些图像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中医养生学文字表述的重要补充，也是相关知识最为直观、形象的表达。所谓“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养生古籍中的各式导引在现代康复治疗医学中亦有使用，内外功动静结合，既注重形体养生，也注重心理养生，符合现代医学模式要求，能够帮助医疗人员提高医学临床的疗效，帮助科研工作者开拓创新的思路。然而以往数据库收录资料时，总是只注重纳入文字，对于似乎不具实用性的图像往往采取了忽略的态度。
“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现专指记录一切知识的载体。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宋代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篇》有言：“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这一观点表明，图像是文字的解释说明，可用以概览全文，以知大要。养生古籍图像资料对于直观理解养生功法有很大的帮助。(www.xing528.com)
养生古籍图像搜集整理是为了后期建设“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丁侃等人(44)在探讨一个集中医古籍图像管理与应用功能为一体的数据平台构建方案，一方面应用数据库技术，实现对海量古籍图像的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利用该平台对图像资源进行标引，从而为古籍图像的分类、关联等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
中国中医科学院曹洪欣在2006年召开的中医历史图像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在浩繁的中医学文献中，医史图像资料不仅承载着中医学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突破文化障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中医学的广泛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史学”鼓励学者以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目光审视当下的史学研究，因而医学史不再单纯是医学自身的历史，更多地从身体史、女性史等新的思路来透视。内史、外史的全面研究为医学史带来了活力。
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业已存在的图像，还要思索它为何存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即图像的本身不仅仅是图像。葛兆光先生认为，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更不仅是艺术史的课题，因为图像是历史中的人们绘制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无论是它对主题的偏爱、对色彩的选择、对形象的想象、对图案的设计还是对比例的安排，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后，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45)
在已收集到的1 724幅中医养生古籍图像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养生修炼以男性为主，但不排斥女性。比如“诸仙导引图”49张，与女性有关的图有7张：何仙姑久久登天势、黄花姑王祥卧水形、张真奴神注图、麻姑磨疾诀、昭灵女行病诀、曹仙姑观太极图、孙不二姑摇旗形。此外，敬慎山房主人编绘的《导引图》，24幅彩绘中有1幅图是女性，即“诸经却病”。《女丹合编》有1幅图“女功炼已还丹图说”，是“内功正面图”的女性版。(46)尽管有这些女性养生的图像，但我们仍需注意，有限的数量说明中国传统养生之道对女性身体是忽视的，无论是心性修养功夫，还是精神修炼，而只对大丈夫提出要求。
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提醒想把图像当作证据来使用的人注意，不能仅将图像作为历史的证据。由于图像不是单纯的成像，在图像的历史成因中包含了人类文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图像的横向发展中包含了与人类文化其他事物的联系，因此，图像证词的多维度阐释也能说明一定的文化现象。中医养生古籍图像中的“图像证词”便是对图像进行理解与阐释，包括图像中的身体文化隐喻。
通过中医养生古籍图像的功法图的调研，可以看出养生姿势要求配合冥想呼吸，养生从来不只是“身体”的事，而是心神合一，心身合一。养生图像作为身体的图像证词，具体叙事背景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宗教的影响力，在“养生”方面主要是道教文化的影响。(47)
对中医养生古籍图像的梳理，也可以看出医疗水平发展的轨迹。例如，清刻本《论功法》的12幅练功图，有8幅图借助健身器材进行锻炼，出现四种健身器材。器械在健身养生中具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在已查阅的古籍图像中，运用器械在整个练功导引图里比例非常少，《论功法》中的健身器材虽然简单，日用可取，但已隐约看出后世器械健身的雏形。
在古籍图像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命名不一但功法姿势相像的图像。例如，八段锦流派有许多，北派以刚为特色，动作繁难，姿势多用马步，又称“武八段锦”；南派以柔为特点，动作简易，采用站式，又称“文八段锦”。易筋经系统，有易筋经，也有增演易筋经十二功。又如赤凤髓四十六势，学者朱建平将其分类为“古仙人导引图”，在对比研究中他发现，该图同“诸仙导引图”（49幅）有一半相同。这说明两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可能同出一源，也可能两者间有承继，而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演化。在“承”与“传”中也有一定的变动，这种变通性是符合传播规律的，一则人们去繁取精，删重定本；二则不排除有实践者在功法姿势中感受到“天人相应”的感觉，而以自己感觉为准修订了原有的流传姿势。这就提醒我们这些后来整理者，在选择、确定图像样本定本时需要有更审慎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医疗发展水平并不一样。目前研究的中医古籍图像大部分是汉族医学古籍图像，由于语言条件、思维方式的限制，对于少数民族医学挖掘得还不够。
目前，少数民族医学图像中挖掘得比较多的是藏医学的“曼唐”(48)。19世纪下半叶，国际上的藏学家对曼唐发生兴趣。而国内有强巴赤列主编的《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2006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甄艳、蔡景峰的《中国藏医药学（英文）》（2005年，外文出版社），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根桑2009年的学位论文《论唐卡艺术在藏医药学中的应用》。
由于少数民族医药学图像蕴含了不同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民族医药学图像可谓是记录民族医药历史发展的脸谱，因此仍需加大搜集、整理、分析解读。
综上所述，中国医学史研究不再是从前单纯追问“世界最早”“世界第一”的医学发现，而是侧重于各种可能的知识挖掘，呈现出多样性。虽然各种古籍数字化后对中国医学史研究将大有裨益，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1）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表明，必须均衡发展中国医药典籍整理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医药领域的数据库不断建设完善，而民族医药领域的数据库也在加紧建设。目前民间、寺院、医院、高校、科研院所、档案馆、博物馆等所藏医药古籍文献数目不下3 000种，青海已立项资助整理藏医药古籍文献数据库，同时各单位也在相关部门资助下自主建立专题数据库，这就造成开发过程中的各自为政。因为招标公司使用的软件不一，系统运行环境不一，无法实现各数据库之间的对接，难以实现资源共享，造成了数据库开发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2）辨伪应当是古籍工作的重要环节。但在侧重于应用的中医药领域，对其学术源头的真伪的辨识，无论是学术功底还是学术意趣都不是太高。因此，中医药古籍的辨伪工作以及国内外中医药数据的整合，或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难点主要在于，各馆大多都将本馆的中医药古籍作为“镇馆之宝”，即使已建成的中医药古籍数据库也大多未公开或共享，主要是通过限制访问权限等方法来保护知识产权，使中医药古籍资源无法实现共建共享。
（3）以诊治规律挖掘为例的研究表明，必须重视学科交叉的必要性。既要具备医药学的背景，还要有文献学的能力及掌握数理统计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挖掘中医药典籍里的知识规律。
（4）以本草名物考证为例的研究表明，共享资源具有必要性。如果有这样一个系统，将“本草”（现在多称“药物”）的古今异名做成数据库，对于相关本草史/药物史，尤其是具有交流意义的一些物，非常有意义。
（5）以养生中医古籍图像为例的研究表明，图像可以作为证词使用，而如何标引以利于后期数据库的检索是其关键问题。中医古籍数字化是中医文献学科的新方向，不仅有助于保护古籍文献，也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过去的数字化加工主要以文字为主，而“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库”的建立，将会补充既往数据库加工的不足，促进中医的学术传承。
(1) 作者单位为南京中医药大学。
(2) 施德庆：《陕西省开发中医古籍整理工作计算机系统》，《出版工作》1987年第5期。
(3) 江蓉星、侯艳等：《巴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思考》，《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 http://library.princeton.edu/eastasian/diglib/.
(5)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chinesemedicine/chinese/links.htm.
(6)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ShikoTeiyo/.
(7) https：//www.lib.kyushu-u.ac.jp/icomb/public_html/.
(8)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kicho/fuji.html.
(9) http://www.lib.m.u-tokyo.ac.jp/digital/kotenseki.html.
(10) http://kanseki.dl.itc.u-tokyo.ac.jp/kanseki/.
(11) http://www.med.lib.keio.ac.jp/db/dblist_history.htm.
(12) http://www.lb.nagasaki-u.ac.jp/search/ecolle/wakan/index.html.
(13) http://www.med.nagoya-u.ac.jp/medlib/history/index.html.
(14) http://yoksa.aks.ac.kr/jsp/aa/BookList.jsp?fcs=f&fcsd=&cf=a&cd=ac16&gb=1.
(15) 需通过校园网IP登录或校外VPN账号登录。
(16) 江蓉星、侯艳等：《巴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思考》，《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7) 江蓉星、侯艳等：《巴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思考》，《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8)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ct/disease/disease.htm.
(19) http://www2.cmu.edu.tw/~cmm/index.html.
(20) 陈玥舟：《病毒性肝炎相关明清文献中医诊治经验挖掘的方法学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21) 周莺：《古代情志病证医案信息数理分析》，广州中医药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22) 张珊珊、贺立娟、李运伦：《原发性高血压中医历代医案数据库规范化建设探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3) 太医院：《太医院秘藏丸散膏丹方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1页。
(24) 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5) 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309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26)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11页。
(29) 同上书，第354页。
(30) 同上书，第220—221页。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页。
(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33) 刘世珣：《底野迦的再现：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4) [比]南怀仁：《坤舆图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页。
(35)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90页。
(36) [美]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4—255页。
(37) [美]E.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38) （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0页。
(39)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05页。《程赋统会》为清代刘斯枢辑，《华夷花木考》为明代慎懋官《华夷花木野兽珍玩考》，均是引段成式旧说。
(40) 中国文化研究会：《中国本草全书（116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1) [英]来拉、海得兰：《西药大成（卷五之四）》，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江南制造局光绪十三年（1887）版，第114—115页。
(42) Avalos-Peralta P，Garca-Bravo B，CamachoF.M，潘敏：《对秘鲁香胶树脂（秘鲁香脂）的敏感性：一项50份病例的研究》，见《世界核心医学期刊文摘（皮肤病学分册）》2005年第9期。
(43) 李绍兴：《秘鲁香胶引起继发性紫癜性血管炎样发疹》，《国外医学•皮肤病学分册》1985年第4期。
(44) 丁侃、胡晓峰、张丽君：《中医古籍图像数据平台构建方案探讨》，《中国医药导报》2012年第14期；丁侃、张丽君、胡晓峰：《中医古籍图像标引方案设计》，《中医文献杂志》2015年第3期。
(45)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46) 孙灵芝：《身体内求之道：中国心理养生思想简史》，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47) 孙灵芝、程伟：《可视的叙事：身体技术的图像证词》，《医学与哲学》2012年第7期。
(48) 根据藏语的译音，“曼”意为医药，“唐”意为挂图，即是以藏医药为主要内容的医学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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