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聚落时空演变研究：田野调查与GIS技术支持

霍仁龙⁽¹⁾

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场所。⁽²⁾在一新开发的区域，聚落的产生与时空演变不仅可以反映人口的移动及其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关系，作为土地利用方式之一的聚落用地，其空间格局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是全球土地计划（GLP）的重要内容之一。⁽³⁾山地具有不同于平原的复杂的高度梯度差异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历史上山地聚落的发展和土地的开发对洼地的影响不断加强，使得山地研究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⁴⁾中小流域是山地的基本单元生态系统，从河谷至分水岭具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⁵⁾以中小流域作为研究山地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地理范围，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土地开发的空间演变特征。

许多学者对聚落的空间演变及其与自然、人文因素的关系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方修琦和曾早早等通过对清代东北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变和聚落的空间分布、地名演变研究了清代东北地区土地开发的空间进程。⁽⁶⁾韩茂莉等对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的聚落空间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聚落的分布以空间扩展向密度增加转变，聚落分布的高程也偏离了具有优势自然条件的区域。⁽⁷⁾郑微微也对河北南部村落扩展的自然地貌特征进行了研究。⁽⁸⁾对近300年来移民开发与聚落空间变化较为显著的西南山地，聚落空间演变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⁹⁾但总体来说，对这一时期山地聚落的空间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的分析还较缺乏。西南山地还具有多民族杂居的特点，近300年以来，各民族的迁徙与定居对聚落的空间演变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复原了流域内近300年来聚落的空间演变进程，分析了影响聚落空间演变的自然和人文驱动因素，希望有助于认识山地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变规律和土地开发的空间变化特点。

掌鸠河流域主体位于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禄劝县），禄劝县境内掌鸠河流程123公里，径流面积1 367平方公里，流域内海拔1564—3 136米⁽¹⁰⁾，是禄劝县境内的主要灌溉河流（见图1）。其中游以下河谷逐渐开阔，水流平缓，水量较大，是全县主要粮食产区和人口分布区。禄劝县多年平均温度为13.5℃，县城年平均降水量966.4毫米。禄劝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居住着24个民族（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9.1%。⁽¹¹⁾

图1　云南省禄劝县掌鸠河流域

禄劝县在唐南诏时期的东爨37部中为洪农碌券部⁽¹²⁾，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禄劝州，辖易龙、石旧二县⁽¹³⁾；明洪武十七年（1384）和天启元年（1621）先后撤易龙、石旧二县并入禄劝州。隆庆元年（1567）以武力革除武定凤氏土知府职后，进行改土归流。⁽¹⁴⁾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撤州设县，隶武定直隶州。⁽¹⁵⁾近300年以来，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掌鸠河流域，改变了流域内原有的民族和人口分布格局。清初，在禄劝县设立五境二十四马，“境地则汉人占多数，马地则夷人占多数”⁽¹⁶⁾。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汉人最多的五境区域主要分布在县城附近的坝区，⁽¹⁷⁾与今天汉族遍布整个县境的人口分布格局完全不同。除汉族外，苗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亦陆续迁入县境内。至1990年，县境内共有23个少数民族，形成了今天禄劝县民族数量众多、民族文化多样的特点。随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移民的大量增加，境内聚落数量持续增加，土地被大规模开垦，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好的掌鸠河流域。

（1）地名志资料。

本文所用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1995年出版的《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¹⁸⁾禄劝县于1980年10月起在全县开展了历时两年的地名普查工作，1990年10月至1993年6月又进行了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该地名志中记载了县境内每个聚落的地理位置、来历、民族构成和1990年的人口、耕地等信息，本文共提取出位于掌鸠河流域内的784个聚落信息。

（2）掌鸠河流域聚落数据库的建立。

将禄劝县地名志中聚落点的相关信息整理录入数据库，具体字段包括：ID是每个聚落的编号；聚落名称；聚落所属行政村、乡镇；聚落建立时间；地名志所载聚落建立时间；聚落内居住的民族种类；户数；人口数；耕地数量；聚落名称由来。另外，数据库还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相关字段：田野调查所得聚落建立时间、访谈人、访谈信息等；自然地理信息字段：坡度为聚落所处的坡度、海拔为聚落地理位置的高程。

（3）空间位置的校核。

因地名志资料中未包含聚落点的经纬度信息，故流域内的聚落需要在数字地形图上手动定点。定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①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和云南省测绘工程院于2013年联合编制的1：120 000“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图中标注了全县各乡镇所有各级聚落点的具体位置；②云南省测绘局和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于2005年绘制的1：125 000“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带地形）；③由云南省测绘局绘制的1982年版《云南省地图集》；④由禄劝县档案馆获得的民国时期老地图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行政区划图，这些地图可以有效弥补因流域内兴修水库等原因导致聚落消失或搬迁而在新地图中无法找到原有聚落点的问题。

（4）地名志数据的统一处理。

地名志资料中所记载聚落形成时间或其他时间信息，多以历史上的朝代或皇帝年号为依据，为了有效利用，需对地名志资料中的记载进行统一处理。因本文将时间分辨率定为50a，故将地名志中所出现的时间信息折算为统一的建立时间时，将清初及以前的建立时间一律折算为1700年以前，1700年以后的时间如涉及皇帝年号，一律定在此皇帝在位的中间年份。如乾隆年间，定在乾隆三十年，即1765年。如涉及清代中、后期等记载，则清中期按1750年计，清后期按1850年计。

因地名志资料中关于聚落形成时间的记载非常缺乏，不足十分之一，不能支撑整个流域内聚落创建时间序列的建立，需要利用其他方法来获取更详细的数据资料，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是本文的一次尝试。

（1）田野调查方法。

笔者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下，对流域内的聚落进行了为期40余日的田野调查。具体调查过程为：在流域内分乡镇进行调查，以行政村为单位，形式以访谈为主，访谈对象主要为对行政村内各自然村相对熟悉的老支书或其他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等，并提前请行政村相关人员准备好要调查的内容，以提高工作效率。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每个自然村中最早到此定居的姓氏及其来源地（帮助其将思维定位于较古老的家族，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从刚迁移至此村到现在有多少代人（按25年一代）、有无较古老的碑刻（包括墓碑和水利碑刻等）、行政村中各自然村形成的早晚顺序等内容。如受访人无法确切提供某一自然村的建立时间信息，则请其打电话或找来此自然村中可提供确切信息的人进行访谈。如果某行政村的调查因受访人不能提供准确信息等因素而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则寻找更合适的受访人进行第二次访谈，直到达到预期效果为止。由于各种因素未能进行实地调查的聚落，则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有少量聚落处于偏僻的山区以致无法进行实地调查又无法进行电话访谈的，则按周边聚落的建立时间、聚落本身的民族、人口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确定其建立时间。

（2）田野调查所得数据的处理。

调查所得聚落中从始迁祖到当代最小一代的代数，因第一代始迁祖迁于此地的年龄基本都在20岁以上，且最小一代的年龄基本小于10岁，故在计算聚落建立时间时将这第一代与最后一代去掉。如调查所得一聚落最早迁入姓氏的代数为10代，则去掉第一代与最后一代，只有8代，按200计。用2 015减去200，即1815年为聚落的建立时间。

对于有祖先墓碑记载的聚落，因一家族迁入一地，如果可以立碑，说明这一家族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或文化地位，可能要经过1—2代的时间，则将聚落建立的时间确定为立碑时间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如1815年立碑，则向前推两个时间段（50年为一时间段），确定其迁入时间，即聚落建立时间为1750年。

历史文献资料主要包括禄劝县历代的地方志资料，如康熙《禄劝州志》、乾隆《农部琐录》、民国《禄劝县志》等方志中有关聚落信息的记载。因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一县聚落多是人口相对较多或地理位置相对重要的聚落，故在运用地方志的聚落信息时，依聚落在方志中出现的时间向前推50年定为聚落建立的时间。

将田野调查数据与历史文献数据录入数据库，与地名志资料中记载的聚落建立时间进行对比校验，如出现几组数据不一致的现象，则具体分析该聚落的地理环境、周边聚落的形成时间和民族、人口等因素，选取最合理的时间记入“聚落建立时间”字段中。

使用ArcGIS软件对DEM数据进行填洼处理，再利用ArcGIS软件中的Arc Hydro Tools工具提取掌鸠河流域的地形图。利用掌鸠河流域地形图自动生成聚落点的坡度、高程信息，存储入数据库相应的字段内。

从掌鸠河流域聚落演变的时间分布特征图中可以看出（见图2），掌鸠河流域聚落的数量自1700年以来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1700年聚落总数为180个，占2000年聚落总数量784个的23%，这表明在1700年以前流域内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聚落分布，土地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从流域内每50年一个时间段面的聚落数量增长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1）1701—1800年的缓慢增长期；（2）1801—1950年的高速增长期；（3）1951年以后的缓慢增长期。

图2　掌鸠河流域聚落增长时间分布特征

（（a）为聚落增长累积曲线；（b）为各时段新增聚落）

将掌鸠河流域聚落演变以50年为时间段划分为6个阶段，加上1700年以前的聚落分布，共7个阶段。利用ArcGIS软件对1700年以前的聚落和近300年来每个时间段内新创建的聚落进行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分析。平均中心是一系列点的地理中心（或密度中心），标准差椭圆（又称方向分布）可以汇总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如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是分析具有方向性的地理数据的有效手段。

从聚落分布和平均中心、标准差椭圆可以看出（见图3），1700年以前，平均中心位于流域的中部偏下方，椭圆呈长条状沿河谷分布，短轴较短，这一时期，聚落主要沿掌鸠河河谷呈带状分布，且主要分布于流域的下部和中部。1701—1750年，新创建聚落的平均中心和标准差椭圆都向流域上部移动，椭圆的倾斜程度随着河流中部的方向北偏西倾斜，这一时段内新创建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流域中部和上部地区。1751—1800年，平均中心继续向流域上部移动，且标准差椭圆的长轴变短，短轴变长，倾斜方向顺着河流中游偏上方向向北偏西倾斜，说明这一时期新创建的聚落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部和上部偏下区域。1801—1850年，平均中心继续向上游移动，标准差椭圆的上方达到所有研究时段内的最北端，倾斜方向与上一时段相似，依然为北偏西，说明这一时期新创建的聚落主要位于流域的中部和上部。1851—1900年，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向南移动，但依然主要位于流域的中部，长轴较短，倾斜程度又较前一时段有所减小，说明这一时段内新创建的聚落主要集中在流域中部和上部偏下地区。1901—1950年，平均中心向南移动，但标准差椭圆长轴变长，覆盖到流域的上、中和下部，且倾斜程度较小，说明这一时期流域内新创建的聚落在整个流域内分布相对均匀。从1701年至1950年，标准差椭圆的短轴在不断变长，说明在这250年间，聚落在流域内的分布逐渐离开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掌鸠河河谷地带，向掌鸠河的支流河谷和边远山区发展。1951—2000年，平均中心向南移动，标准差椭圆长轴和短轴都相应变短，说明这一时段内新创建的聚落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下部和中部，分布相对集中。

图3　掌鸠河流域聚落分布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

掌鸠河河谷是流域内农业环境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从位于掌鸠河1 000米缓冲区内的聚落在新创建聚落的占比中可以看出（见图4），新创建的聚落位于掌鸠河1 000米范围内的比重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创建聚落的地理环境越来越恶劣。

图4　位于掌鸠河1 000米缓冲区内的聚落占新创建聚落百分比

综合以上分析，从流域的纵向上看，历史时期流域内聚落的空间演变经过了一个从流域下部向中部、从中部向上部逐渐发展，在上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全流域内均匀发展，并向下部发展的过程。从流域的横向上看，流域内聚落的分布有着从河谷地带向边远山区发展的趋势。这一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流域内人口流动和土地开垦的空间过程。

自然环境对聚落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高程和坡度是影响山地聚落分布的主导性自然因子。⁽²⁰⁾笔者参考国内和云南省内对高程及坡度的划分标准，⁽²¹⁾并根据禄劝县农业气候区划和掌鸠河流域的自然环境，⁽²²⁾对流域高程和坡度进行分级和统计（见表1）。

表1　掌鸠河流域聚落分布主要自然影响因素分级

聚落在不同高程和坡度区间的分布密度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人类在定居及进行农业生产时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在1700年，从掌鸠河流域不同自然环境中聚落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见图5），聚落分布密度最大的高程区间为1 564—1 800 m，达到70个/100 km²，27%的聚落分布在5.1%的面积中，使得流域下游的河谷地带成为聚落密度最高的区域，其他高程区间的聚落密度远远低于这一区间。随着高程的增加，聚落密度逐渐减小。至2000年，1 564—1 800 m仍是聚落密度最大的高程区间。与1700年相比，从低到高的各高程区间内聚落密度分别增长了0.9倍、2.6倍、5.1倍、5.8倍和15.5倍，各高程区间内聚落密度的差距缩小。

图5　1700年、2000年掌鸠河流域不同自然环境中的聚落密度分布

从不同坡度区间的聚落密度来看，各坡度区间的聚落密度差别相对较小，但仍然以0°—8°这一坡度区间的密度最高，为20个/100 km²，聚落密度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减小。至2000年，0°—8°仍是密度最高的坡度区间。与1700年相比，从低到高的各坡度区间内聚落密度分别增长了2.6倍、3.2倍、4.1倍、3.0倍和5.3倍，各坡度区间内聚落密度的差距也在缩小。

从近300a来掌鸠河流域不同自然环境中聚落密度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图6），在高程因素方面，1701—1900年的200年间，新创建聚落中较高的密度分布主要集中在1 564—1 800 m、1 800—2 000 m和2 000—2 200 m三个高程区间中，尤其是1 800—2 000 m这一高程区的密度最高。1901—1950年，在低海拔区域聚落密度不断增加的同时，2 200—2 500 m区间的聚落密度在不断增加，开始成为密度最高的三个区间之一，2 500 m以上高程区间的聚落密度也首次超过5个/100 km²，这一时期新创建聚落在各高程区内的分布相对均匀。1951—2000年，流域内聚落的分布以海拔相对较高的1 800—2 500 m为主，1 800 m以下的聚落密度较低。从坡度因素看，1701—1950年间，0—25°的坡度区间始终是聚落分布密度较高的区域，25°以上的区域在此期间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1801—1950年间，与25°以下各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1951—2000年，35°以上区域的聚落密度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坡度区间，成为聚落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

图6　近300a来掌鸠河流域新创建聚落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密度分布（（a）为高程区分布；（b）为坡度区分布）

在低纬高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不断减少，对粮食作物生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掌鸠河流域，2 200 m是水稻种植的上限，2 600 m是农作物种植的上限。⁽²³⁾图7展示了近300a来掌鸠河流域整体聚落在2 200 m和略低于农作物种植上限的2 500 m以下的比例，位于2 200 m以下的聚落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1800年以来，由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与在高海拔山区的定居，加快了下降的速度，但始终保持在65%以上；位于2 500 m以下的聚落比例始终保持在95%以上，是流域内聚落分布的重要高程界线。

图7　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整体聚落位于2 200 m和2 500 m以下的比例

人口数量的发展对聚落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有着重要的影响。掌鸠河流域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流域外农业移民的迁入与流域内人口的增长对聚落的空间分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禄劝县历史时期的人口资料相对较少，且由于少数民族较多，清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户口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针对汉族人口而非少数民族人口，虽有人口记载，但准确性不高，需要对人口数量进行修正。本文依据曹树基⁽²⁴⁾、侯杨方⁽²⁵⁾等人的研究，对禄劝县近300年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折算⁽²⁶⁾，绘制出近300年来全县人口数量发展示意图（见图8）。(www.xing528.com)

图8　掌鸠河流域聚落数量发展与全县人口数量发展对比示意图

从图8可以看出，1700—1850年间流域内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是聚落数量不断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1851—1900年间的人口下降主要是由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回民战争（1856—1874）和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²⁷⁾据有关研究，武定直隶州人口损失34.3%。⁽²⁸⁾然而，对比图2可知，这一时期掌鸠河流域新创建的聚落数量达到188个，是研究时段内聚落数量增加最多的一个时段。从图3可以看出，这一时段流域内聚落增加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部和上部偏下，流域下部较少，主要是因为县城所在的坝区遭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较大，大量人口由流域外和流域的下游地区向中游和上游迁移，⁽²⁹⁾导致了流域中部和上部聚落的大量增加，也就是说是突发性事件导致的。所以，1851—1900年间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聚落数量却迅速增加，而聚落的平均人口在减少。

另外，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迁入与定居，同样导致了聚落数量的大量增加。这一时期从流域外迁入的少数民族主要有：①苗族，流域内的苗族为花苗，最早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62）从黔西北迁入。居住在气候寒冷、土壤瘠薄、水源缺乏的边远山区。②傈僳族，流域内的傈僳族是道光元年（1821）以唐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失败后，沿金沙江而下迁入境内的。傈僳族主要居住在高寒山区、半山区和河谷地区，与彝、汉、傣等民族杂居。③傣族，傣族于清咸同年间（1851—1862）避战乱和灾荒，从永仁、元谋、武定沿金沙江进入境内。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普渡河沿岸。④哈尼族，流域内的一部分哈尼族于咸同年间由武定插甸地区迁至崇德硝井等地区。⁽³⁰⁾这一移民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以苗族为例，在聚落数据库中，将有苗族居住的聚落中除去苗族人口占少数的聚落，其余的视为苗族最先居住和创建的聚落，统计各时间段中苗族聚落的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见表2）。由此可以看出，自1815年始，流域内苗族聚落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每个时间段内新增加的聚落平均海拔都在2 150 m以上，平均坡度都在16°以上，这些位于较高海拔和较高坡度的少数民族聚落对相应时间段内聚落在不同高程及坡度中的密度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表2　掌鸠河流域每个时间段内新增苗族聚落信息统计

1950年以后，流域内的人口增加迅速，但聚落数量增加速度较缓慢，政治因素对移民的控制加强，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较严格的宅基地政策⁽³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聚落的产生。这一时期流域内聚落以扩大规模为主，新创建聚落为辅。

本文综合利用地名志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等建立了流域聚落数据库，对近300年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聚落的空间演变进行了重建。从中可见，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空间演变具有以下特征：

（1）从时间上来看，掌鸠河流域内聚落的增长可分为三个时期：1701—1800年的缓慢增长期；1800—1950年的高速增长期；1951年以后的缓慢增长期。

（2）从空间上来看，历史时期流域内聚落的空间演变经过了一个由流域下部向中部，由中部向上部逐渐发展，在上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全流域内以增加聚落密度的方式发展，与此同时也向流域下部边缘山区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流域内人口移动、土地开垦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

（3）影响流域内聚落空间演变的因素很多，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中海拔和坡度等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限制性作用，其中海拔较坡度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人文因素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流域外各民族的迁入等对流域内聚落空间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

(1)　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

(2)　金其铭：《中国农村聚落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　IGBP Secretariat，Global Land Project Scienc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Stockholm，2005.

(4)　IGBP Secretariat，Global Change and Mountain Regions，Stockholm，2001.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学概论与中国山地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6)　方修琦、叶瑜等：《从城镇体系的演变看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地理科学》2005年第2期；曾早早、方修琦、叶瑜：《基于聚落地名记录的过去300年吉林省土地开垦过程》，《地理学报》2011第7期；曾早早、方修琦、叶瑜：《吉林省近300年来聚落格局演变》，《地理科学》2011年第1期。

(7)　韩茂莉、张暐伟：《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地理科学》2009年第1期。

(8)　郑微微：《地貌与村落扩展：1753—1982年河北南部村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

(9)　如蓝勇：《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罗光杰、李阳兵、王世杰：《岩溶山区聚落分布格局与演变分析——以普定县后寨河地区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10)　此处掌鸠河长度和流域面积为利用ArcGIS软件通过DEM数据计算得出，县志中记载掌鸠河长度为129 km，总体流域面积为1 944 km²。

(11)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97、117—118页。

(12)　（清）檀萃：《农部琐录》卷一一《人物下》，云南省图书馆抄稿本。

(13)　《元史》（卷六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标点本，第1462—1463页。

(14)　（明）李中溪：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二十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第31页。

(15)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本。

(16)　民国《禄劝县志》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影印本，第132页。

(17)　缪鸾和：《禄劝县民族调查》，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18)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　其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

(20)　林珊珊、郑景云、何凡能：《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方法》，《地理学报》2008年第1期；李柯、何凡能、张学珍：《基于MODIS数据网格化重建历史耕地空间分布的方法——以清代云南省为例》，《地理研究》2011年第12期。

(21)　孙颔、石玉林：《中国农业土地利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云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不同气候带和坡度的土地面积》，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2)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局：《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6页。

(23)　云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不同气候带和坡度的土地面积》，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24)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44页。

(25)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8页。

(26)　因掌鸠河流域为禄劝县的主要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区，故禄劝县全县人口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掌鸠河流域的人口发展趋势。

(27)　民国《禄劝县志》（卷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影印本，第82页。

(2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9)　参见霍仁龙、杨煜达：《近三百年来西南山区聚落多椰树村的移民与开发研究》，《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0)　参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44、146、150页。

(3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1963年3月20日），王先进：《土地法全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9—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