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沈君(1)
钱氏诸多元史著述中，以《廿二史考异》“元史”部分十五卷(2)内容最为庞大，方法最为精深，“竹汀于史，横纵钩贯，援据出入，既博且精。所作《廿二史考异》，固已得未曾有。”(3)本文中，笔者将结合个人阅读的一些体会与“大数据时代下的史学”这一主题，探析大数据或蒙元史资料数据库在蒙元史研究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本文所指《廿二史考异》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方诗铭、周殿杰点校本(4)，因其错误较《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本要少，仅有一些排版错误，使用起来较为方便和可靠。
钱大昕的弟子阮元谓：“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先生校正地志，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5)王鸣盛也说：“予尝论其完备者凡六家：自欧阳外则赵氏明诚、都氏穆、赵氏崡、顾氏炎武、王氏澍，斯为具体而以跋入文集者。如曾氏巩、归氏有光，寥寥数通，未足名家。惟朱氏彝尊始足并列为七焉。最后，予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6)此类的舆地、官制、历算、金石之学，杜维运教授概括为“历史辅助知识”(7)。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注意到了钱大昕史料运用的情况(8)，但是往往停留在探究钱氏史料观的层面，就钱氏《元史考异》而言，学界探究其引用史料情况仅有两文(9)，但两文只是罗列钱氏所引书目及其出处，没有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黄兆强的《〈元史考异〉引用文献一览表》和陶玉霞的《〈廿二史考异〉征引文献考》（以下简称黄文和陶文）二文对该问题均有努力和贡献，但是都存在若干失考、错考。因此笔者在二文基础上，以经、史、子、集分类的方法，用表格的形式总结钱氏在《元史考异》中所引用的史料，以兹还原阮元所言“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10)之勤奋，并于注释中指出二文之误漏。由于钱氏的金石学为古今之冠(11)，故特列一条目，其他未能考出出处及时人之语亦列条目，列表详见附录一。
除此表中直接体现的钱氏使用正史、杂史、政书、子部书、文集、金石等大量材料来校勘和补充《元史》外，尚有二例特殊情况需说明。首先，黄兆强《清代元史学探研》一书“引用文献一览表”第144条“备注”言“《世勋碑》上79已列出，然《元文类》则首见于《考异》，故特予开列。大昕引录各文，恐不少转录自《元文类》，不尽迳录自别集也”(12)。黄氏此论独有创见，但除此条别无证据，对此笔者有所新获，故述论于后。
《元史考异》卷九十三（特薛禅传）“帖木儿”条，钱氏引程钜夫《应昌报恩寺碑》“（帖木儿）元贞元年，封济宁王，主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13)。《应昌报恩寺碑》一文，当载于《雪楼集》卷五和《元文类》卷二十二中。此处钱氏言“程钜夫《应昌报恩寺碑》云”，以其一贯之表述方法，此处当为引用原文(14)。据《雪楼集》，该碑内容为“元贞元年，封济宁王，主为皇姑大长公主”，《元文类》则是“元贞元年，封济宁王，主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二者差“鲁国”二字，《元文类》内容与钱氏所引内容相同，故钱氏所用《元文类》当属无疑。此外，钱氏补阙《元史》时，也有不注明出处的情况，补充此类没有指明之材料，方能使钱氏引用材料的辑录更加完整，故列表如附录二。
《元史考异》卷八十六（太祖纪）有“姓奇渥温氏”条。对于“奇渥温氏”，钱氏举《元秘史》和杨子器《元宫词》分别作“孛儿只吉歹氏”和“孛儿只斤”于案语(15)。钱氏未作说明，按其表述习惯当可推断为一名多译。黄兆强的《清人元史学探研》则将此条归入表述形式中的说明和解释例，同样认为奇渥温氏有不同的译法(16)。然而，陈得芝先生《〈元史•太祖本纪〉（部分）订补》一文中指出，“奇渥温氏为氏族名，即蒙古氏族“乞颜”的音变：Kiyan>Kiya’un>Kiyo’un。……往昔蒙古部落在与其他突厥部落争战中遭到屠杀，仅剩二男二女，逃入额尔古涅昆隘地。此二男一名捏古思（Neguz）、一名乞颜（Kiyan），其子孙遂以为氏族名；后来分支众多，各有名称，乞颜之名反而湮没。直到合不勒汗的后裔，又以乞颜为氏族名。”(17)可见钱氏和黄氏对此理解有误。此或可另举一例，《元史考异》卷八十六（太宗纪）“博鲁带，邢州”条，八答即把带（Badai）的异译，钱氏误将“把带”当作“八答子”，实际上“八答子”是“八答之子”之意，即博鲁带(18)。
从以上列举的钱大昕考证中的错误可以发现，蒙元史研究非常需要关注非汉文史料及一定的审音勘同能力。自清末洪钧《元史译文正补》始，学界不断引介、利用域外材料和欧、日学者的成果。笔者略述几例，以见此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二书是在中西史料互相补充和参证的基础上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王国维在箭内亘、羽田亨、藤田丰八等日本学者的基础上，撰写出名篇《〈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就是金朝的乣军，并且就该文中相关问题写信与藤田丰八交流和磋商；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一文则直接利用波斯文《史集》进行研究；张星烺和冯承均翻译了亨利•玉尔、沙畹、伯希和等人的重要著述；邵循正则从《史集》波斯原文中译出了元宪宗、世祖、成宗三本纪。时至今日，波斯文、阿拉伯文、欧洲文字、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俄文、日文等域外史料和蒙、藏、畏兀儿文等非汉民族史料，都已被大量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之中，同汉文史料一样，成为蒙元史研究的基础史料。
对于建设所谓“蒙元史资料数据库”而言，非汉文史料的特点是需要指出的。如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属于抄本体系，对于不同抄本的搜寻、整理和研究本身就是一门极其复杂而艰深的学问，如俨然已经存在的《史集》学。那么数据库建设如何兼顾其服务的主题历史学研究与其客体文献学研究，是一个必然要面对和设法解决的难题。
然而，随着域外史料和非汉族史料的大量获知，在与汉文史料的互相对照和参证过程中，传统考据法的不足越发凸显，没有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导致利用新材料受到极大限制。如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利用西人所译史料重修元史的巨著，但该书标题就是“昧于音韵学的虚构”，“（《蒙兀儿史记》）创造了‘蒙兀儿’来译写Monghol，这在元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译法。儿字在唐代西北方言中都为z•i，到元代才读er，才开始用儿字来译民族语言的r音，如畏兀儿（Uighur）、密昔儿（Misr）、帖木儿（Temür）等。至于l在一个音节的末尾或转为n，如算端（Sultan），忽邻（Quril），或保存l的音，如Boghol译为孛鲁，Achul译为阿术鲁，Emil译为叶密立，即l与其前的元音字母拼读一下，从不用儿字”(19)。
因此，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竭力提倡学习世界学术、融汇中西之学，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则集中反映了这批学者的主张，称“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20)。傅斯年所说的工具，是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这种学术主张对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三位先生的影响颇大。韩儒林先生在《穹庐集•自序》中回忆道，在陈垣、陈寅恪等师长指导下，阅读了一些东方学家的著作，切身感受到“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音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21)。20世纪30年代，三位先生赴欧，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和内陆亚洲史，渐次掌握波斯、蒙、藏、突厥等语言文字，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治学特点。陈得芝教授归纳三人的学术共同点，称他们“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治学注意面向世界，善于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直接用域外史料原文与汉文、蒙文史料比勘，互订互补，历史学与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订正洪钧、柯、屠元史著作中的失误”(22)。
这里就产生第二个可能的设想：在文献数据化过程中，如何在文献保持原貌的前提下表现审音堪同已取得的结果？当然，审音堪同作为蒙元史研究必备的学术工具，也应当为学者本身所掌握。
选用《朝鲜史略》补充《元史》之不足，当是一例。《元史考异》（高丽传）“謜则更名章云”条，钱氏考高丽国王之蒙古名，有王璋曰益智礼普化、王焘曰阿剌忒纳失里，王祯曰不答失里、王昕曰八秃麻朵儿只、王祺曰伯颜帖木儿，又名颛古(23)。
笔者校《高丽史》发现钱氏所误较多。《高丽史》载，忠惠王王祯蒙古名为普塔失里，忠穆王王昕为八思麻朵儿只，与钱氏所记二者音相近。忠肃王王焘蒙古名为阿剌讷忒失里，钱氏颠倒“讷忒”为“忒纳”，“讷”与“纳”音相近。按照高丽皇位世袭，钱氏尚遗漏忠定王王蚳，蒙古名为迷思监朵儿只。
又“王祺曰伯颜帖木儿，又名颛古”，初看不知钱氏认为“颛古”是其汉名还是蒙古名。《十驾斋养新录》“高丽王二名”条载：“《元史》外国传自焘以后，传授事迹俱脱漏，今取《朝鲜史略》参考得之”(24)。《朝鲜史略•高丽纪》载：“恭愍王讳颛古，改祺，蒙古讳伯颜帖木儿”(25)，可知钱氏认为“颛古”是恭愍王之汉名。然已知忠宣王本名王謜后改为王璋，故恭愍王也当有此可能，《高丽史•忠宣王一》载：“忠宣王讳璋，字仲昂，古讳謜，蒙古讳益智礼普化”(26)。如此则《朝鲜史略》记载“讳”误为“改”。当是《高丽史•恭愍王一》“恭愍仁文义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讳颛，古讳祺，蒙古讳伯颜帖木儿”(27)，则恭愍王本姓王祺后改名王颛，而非钱氏认为的本名王颛古，后改为王祺。
由此例笔者想到，蒙元史研究的汉文文献在清代被人为地大肆修改过，在数据化过程中，如何挑选最有价值的汉文文献版本，也是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对此，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正在进行的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元史》会注”编写的“中外史料目录”（未出版）可能对此有巨大的帮助。
考察钱大昕对史臣失职的批评和诘责，可以清晰地发现钱氏情绪的波动，从一开始较为平和的批评，到多用反问句和集中批评，再到诘责总裁官宋濂，足可见钱氏于考史中之真性情。但应当指出的是，钱氏非妄自尊大，肆意批评古人，而是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这从其劝诫王鸣盛“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28)等语中可以窥见一斑。
起初，钱氏批评较为缓和，主要针对史官对蒙元时期制度的无知、不辨析原始材料及失载人物。具体来说，有指责史官不识元代官制的，如《元史考异》卷八十六“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条(29)，钱氏指出史官不通元代官制，故将史天倪领万人从征，误认为是授予其万户之职；卷八十七“至大元年三月”条(30)，将后来封的官爵，置于未册封前称呼其人，就此错误，钱氏共举五例，言皆史臣失于检勘也，其后对泰不华(31)、答失八都鲁(32)和佛家闾(33)的考证，均是类似错误。
有批评史官不辨析《实录》和案牍公文，《元史考异》卷八十七“泰定皇帝崩于上都”条(34)，钱氏辨燕铁木儿之逆谋，而言《元史》所载倒剌沙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是实录之诬词，史臣不能刊正也；卷九十“至元十七年七月”条(35)，钱氏指出编纂《河渠志》《食货志》的史官直接录入案牍之文，而没有改成叙事之文，故多出现耿参政、刘都水等以官职代称姓名的现象。
亦有批评《元史》传记漏记入传者之子孙，如完者都十四子，《元史》仅载二人姓名，其余十二人缺(36)，岳柱有四子，《元史》只载三人(37)，对此钱氏仅补全而不评述。然《元史•月赤察儿传》于七子皆不书，钱氏考碑刻文字发现，该七人均位极人臣，因此钱氏愤然写道“一门显贵若此，而传皆阙而不书，史臣之失职甚矣。”(38)
其后，钱氏在《宰相年表》和《地理志》中，集中诘责史臣失职。《元史•宰相年表》开篇即言“元初，将相大臣，年月疏阔，简牍未详者则阙之。中统建元以来，宰执之官，其拜罢岁月之可考者，列而书之。作宰相年表”(39)。史官以案牍不详为由，不记中统之前的宰执官，钱氏补“太宗三年，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反诘道“表当始于次年，何以阙而不书？”(40)。
《元史•宰相表》于入元后的记载相对完备。但该表所记59名宰相，史臣为之立传者不足一半，失记者甚多，如世祖朝之线真、塔察儿，成宗朝之阿忽台，武宗朝之塔思不花，泰定朝之倒剌沙等。盖因元代宰相权力巨大“元代政事之柄，一出中书左右丞相，非蒙古人不得授焉”，况且“脱脱、三宝奴等不立传，则尚书省废置之始末不明。旭迈杰、倒剌沙不立传，则泰定一朝之事迹不备”，钱氏诘责道：“元、明时代相接，访之故老，征之吏牍，何难补缀成篇，而任其湮没，史臣之失职甚矣。”(41)
《元史•地理志》错误尤多。钱氏常有“明初史臣茫然不察，特可怪也”“史家失于稽考，故语多抵牾”“史家于前代掌故全未究心，而妄操笔削，毋怪乎纰缪百出”“史家不学，故涉笔多误”“史家于前后沿革，多未该备”之语书于条目结尾。《元史•地理志》最主要的错误有两个：其一为宋代州、郡名称随意替换。如《元史考异》卷八十八“固安州”条(42)，钱氏称，明初史臣不知宋代诸州又有郡名之制，故妄升涿州为涿水郡，实则郡名只有封爵之用，无关区划。“中山府”条(43)、“雄州”条(44)等均有类似问题。其二为宋代州、军名称随意替换。《元史考异》卷八十八“保定路”条(45)，元之保定路，宋为保州，金时仍称保州，以顺天为军额，而《元史》则言金时改为顺天军。钱氏故称修史者不通官制，涉笔便误。“赵州”条(46)、“冀州”条(47)、“卫辉路”条(48)、“河中府”条(49)等条目都有类似的错误。
最后，钱氏集中抨击修史者的史才，主要是“史家不谙文义”导致的谬妄。《元史•忠义传一》载，李伯温是李守贤之孙，而《李守贤传》则记二者为兄弟。钱氏根据伯温之兄伯通卒于甲戌年，得出李守贤此时仅26岁。因《李守贤传》中有“伯通、伯温，归款于太师、国王木华黎”(50)之文，修史者牵强书之，导致此误。此还有一例，《元史•抄儿传》载其族世居汴梁。抄儿系蒙古别速部，太祖年间，未有攻下汴梁，史载当有误。钱氏分析，此因修史者取后来之志状文字而不细审年代，就置于篇首所导致(51)。
《元史》甚至记载，耶律忒末为辽末金初之人，而能与元太祖战近10年，钱氏对修史者如此愚蠢的错误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感：“史臣于时代修短且茫然不知，而任以笔削之职，欲其无失，实难矣”(52)。钱氏此时的无奈不是没有原因的，《元史》列传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错误，《移剌捏儿传》载“辽亡，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雠，此其时也’”(53)；亦载为辽末金初之人，必不能以百岁之躯而复国仇。(54)《张子良传》载其于太宗戊戌年（1238）帅泗州军民，因元帅阿朮而归降，但钱氏发现此时阿朮才5岁，实则为察罕，故而评论道“史家何不考至此”(55)。
面对如此多的谬误，钱氏将诘责的矛头指向了身为《元史》总裁官的宋濂和王祎。《元史•马札儿台传》隐去其在两都之战中站在上都天顺帝一边，多次抗命于大都文宗而得罪的事实。钱氏认为，“然天历起兵，实为畔逆，西台助上都起兵，允合臣子子义”。元代史臣或因避讳而不可直笔，但“明初修史诸人，何亦昧于上下之分，没而不书？……宋、王两公不独无史才，并无史识矣”(56)。《元史•拜住传》只载拜住子笃麟铁穆尔一人，钱氏用黄溍《郓文忠王碑》补其阙，并且评论道：“宋景濂尝受业于晋卿，岂于其师之文集亦未寓目邪？总裁之失其职如此，曾脱脱之不若矣。”(57)黄溍，字晋卿，宋濂曾受教于黄溍，但宋濂修《元史》时连自己老师的著述都没有参考，实在是说不过去。甚至提出要更换《元史》总裁官宋濂。《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载其加封赵国，然此赵国世系，至其曾孙术安后，该传阙书。钱氏愤然言：“宋景濂尝仕元代，讵无闻见，乃不能稽考，以成一代之信史，良可愧矣。使以危太朴领其事，当不至疏舛乃尔。”(58)
其实，一篇小小的史学札记，或许更能反映史学研究的智慧和闪光以及史学工作者的志趣，当大数据时代悄然降临于史学，史学家面对如此庞杂而可量化分析的数据，是否还有心写下一两篇供自己欣赏、供他人赏玩的小小札记呢？
史部(59)
②先记钱大昕所载之作者名，因钱氏常只记作者之字、号，有时甚至未有记载，故在其后特加括号内为之进行相应增补，并添加所属朝代，为避免重复，使用“【】”表示。
③钱大昕所引材料之原标题。
④括号内为（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的《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之页码，下同。
续表
①未审张匡衍何时代之人，故阙其年代。
②黄文、陶文均未查明该史料出处。
③陶文标为卷九，实则《朝鲜史略》仅六卷。
续表
①陶文言“见卷1《诏令•口宗皇帝》授皇太子玉册诏”，无此名，当为陶文误。
②（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名臣事略》，第479页。
子部：
③后两处，钱大昕均未注明作者名。
续表
①此处，钱氏注明作者名。
②黄文、陶文缺此条，详见《元史》卷五二《历一》，第1119页。
集部：
续表
①黄文、陶文均失载。
续表
①黄文言卷一，当误。
②黄文、陶文阙考。
续表
续表
①黄文未标注《元文类》，陶文未注明《清河集》。
续表
①黄文载《元文类》卷十五，有误。
续表
①黄文未有备注。
金石类：
①后一处，标题名作“元重立孟州三城记”。
②后一处，标题名作“祭济渎记”。
续表
①黄文、陶文均未查明该史料出处。钱氏语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朝城县令旨碑》，第426页。
②黄文指出该碑为《至治元年辛酉科进士题名碑录》。
③黄文指出该碑为《（后）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进士题名碑》。
时人之说：
④黄文、陶文阙考。(www.xing528.com)
⑤黄文、陶文阙考。
未辨：
其他：
①黄文、陶文失查。
续表
(1)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2) 指其卷八十六至卷一百，以下简称《元史考异》。
(3) （清）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六•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4)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 （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第1页。
(6) （清）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六•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7) 杜维运：《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7—303页。
(8) 如：史念海：《钱竹汀先生之史学》，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2页（原载于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谢贵安：《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18页等。
(9) 黄兆强：《〈元史考异〉引用文献一览表》，《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82页；陶玉霞：《〈廿二史考异〉征引文献考》，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第1页。
(11) 王鸣盛语。参见（清）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六•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2) 黄兆强：《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3)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8页。
(14) 钱氏对《元史》以外他书引录和运用时，若不摘录原文，其用“作”“称”等词，是例尤多，如《元史考异》卷九十三（孛秃传）“亦乞列思氏”条、《元史考异》卷九十六（阿鲁图传）“父木忽剌”条等。
(15)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0页。
(16) 黄兆强：《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7) 陈得芝：《〈元史•太祖本纪〉（部分）订补》，载刘迎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8)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页。
(19) 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2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文中文字保留作者当时的写法。下文亦如此。
(21) 韩儒林：《自序》，《穹庐集》，第4—5页。
(22)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
(23)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7页。
(24) （清）钱大昕著，孙显军、陈文和点校：《十驾斋养新录》，第257页。
(25) 《朝鲜史略》卷6《高丽纪》，四库全书本。
(26)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33《忠宣王一》，奎章阁本。
(27) 《高丽史》世家卷38《恭愍王一》，奎章阁本。
(28)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第603页。
(29)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2—1203页。
(30) 同上书，第1221页。
(31) 同上书，第1225页，“十二年三月”条。
(32) 同上书，第1225页，“十三年六月”条。
(33) 同上书，第1225页，“十四年二月”条。
(34) 同上书，第1223页。
(35)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9页。
(36) 《元史》卷十八《完者都传》，第3194页。
(37) 《元史》卷十七《岳柱传》，第3179页。
(38) “子月赤察儿”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页。
(39) 《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2789页。
(40) “元史”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页。
(41) “四年”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2页。
(42) 同上书，第1228页。
(43) 同上书，第1231页。
(44) 同上书，第1231页。
(45) 同上书，第1231页。
(46)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页。
(47) 同上书，第1231—1232页。
(48) 同上书，第1234页。
(49) 同上书，第1235页。
(50) 《元史》卷三七《忠义传一》，第3547页。
(51) “世居汴梁阳武县”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页。
(52) 同上书，第1360页，“耶律忒末”条。
(53) 《元史》卷一四九《移剌捏儿传》，第3529页。
(54) “辽亡”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9页。
(55) 同上书，第1333页，“岁戊戌”条。
(56) “辽亡”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0页，“泰定四年”条。
(57) 同上书，第1230页，“子笃麟铁穆尔”条。
(58) “遂得归葬”条。参见（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0页。
(59) 《元史考异》内容未见经部书，故从“史部”书开始，依作者姓氏拼音先后为序，若无作者以材料名拼音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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