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上海历史文献的视觉档案：数字资源平台上海年华

黄　薇⁽¹⁾

“全媒体”的概念最初的应用不是字面上的大众传播领域，而是生活服务领域⁽²⁾，所以从一开始它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十多年来，伴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传播手段的层出不穷，全媒体也经历了从多媒体、跨媒体到融合媒体的演化和更新过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它的内涵。全媒体可以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进行跨媒介的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需求。近年来，作为传统的信息资源和各种文献集散地的图书馆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挑战，甚至有人断言其终将在未来消亡。实际上，根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等权威机构的调研，图书馆和博物馆依然是公众信赖的信息源，亲自到馆和远程利用同样具有意义。如今，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借助全媒体融合之势，进行图书馆资源的全面整合，强化其作为知识平台的功能，提升图书馆在全媒体时代的社会认同感。⁽³⁾

全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媒体形态，也改变了传媒格局，纸媒、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移动新媒体共存融合在一起，图书馆对于这一潮流的回应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复合型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等理念和实践正在逐步导入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之中。⁽⁴⁾以上海图书馆为例，2000年以来逐步推出了一卡通服务、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文献提供服务、手机图书馆服务以及上图讲座、上图展览的网络展示平台、电子报栏、多重触控显示屏、手持阅读器借阅服务等，不仅增添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新内容，也在时代新形势下不断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寻找新的机遇。全媒体时代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从文献典藏的多元性到图书馆服务的多样性以及文献信息获取的个性化和便利性等。诚如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世博启示录》中所指出的：“范式转换指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不是单纯的相加或减少。今天图书馆正处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正在从一个纸质媒体时代进入一个全媒体时代。这两种模式的图书馆之间不只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根本变化。”⁽⁵⁾

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全媒体的大背景之下，以“全媒体时代的图书馆”为题的论文大量涌现出来。其中，除了对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定位和未来发展作整体性概论的文章外⁽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索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模式，包括服务理念、途径、方法等问题；⁽⁷⁾第二，全媒体时代宣传推广和营销策略等涉及图书馆发展本身的议题；⁽⁸⁾第三，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进行数字阅读、展览服务等全媒体创新实践的实例研究。⁽⁹⁾诚然，从业者们都注意到了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便利，也开始着意调整原有的服务模式和发展策略。但就国内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总体性的论述依然多于个案的研究，在创新服务的途径上更多地聚焦于如何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或先进的移动终端设备改变现有的服务模式，而忽略了要真正实现服务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核心问题：图书馆资源建设。日趋成熟的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媒体技术固然丰富了知识的提供方式和途径，但在信息爆棚的现代社会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怎样使读者更有效地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或者说如何缩短读者需求和源数据之间的距离。⁽¹⁰⁾我们应该认识到，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都是为满足读者信息需求而存在的，或者说这只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当基本的资源信息经过有效的揭示和整合，并最终通过媒体平台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时，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时代的图书馆服务。本文即以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项目组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尤其是2013年参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专题片的拍摄制作为例，探讨如何在全媒体时代通过电子数据库、实体和网络展览、纸质出版物、文献纪录片等多种方式的结合，对图书馆藏历史文献资源进行再揭示。

“一个公司不仅要创造优质的商品，它还应当把产品的优点告诉顾客，认真地在顾客的心目中树立起产品的形象。”⁽¹¹⁾这是有“现代营销学之父”之称的菲利普•科特勒的经典论断，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公共图书馆。2008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一项对普通人通过网络获得信息习惯的调查表明，84%的人采用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获取信息，仅有2%的人会通过图书馆的网页查找资料。要想从人们对图书馆“千馆一面”的固有思维中突围，除了更新服务理念、改变服务模式外，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具有鲜明馆藏特色的服务内容。简单说，就是差异化竞争、唯一性生存。其中，依托馆藏资源，利用地方优势，建设好特种历史文献资源库，就是十分便捷也非常可行的途径。这一理念已成为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识，然而在具体操作时，怎样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又通过什么方式来呈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由于历史文献的特殊性，尤其是一些特种非书文献，其收集、整理、展示和利用对传统图书馆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

2005年3月，上海图书馆即以“上海年华”为名开始了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全新尝试。该项目组在成立之初将其定位为一个数字图书馆项目，确立了建设目标，即以上海开埠以来的地方史精华为主题，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背景、社会史和文化史为主脉，以多媒体数字化为表现形式，以馆藏文献为基础。第一轮的建设包含“电影记忆”和“图片上海”两个子数据库，前者包含“电影全目书志”和“中国电影明星录”两个板块。以“中国电影明星录”为例，依托网络技术及上海图书馆丰富的电影期刊资源，图书馆馆员编辑整理后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了图片、文字、声音和视频资料的有机融合，从而为读者提供服务。2007年，在对“图片上海”子数据库整理的基础上，“上海年华”开展了对馆藏历史原照的整理、标引、著录工作，并举办了“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精品展”，出版了配套图录，开办了面对公众的免费讲座，深入浅出地解读历史文献。同时，通过日报、周报、月刊、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等进行了立体式宣传，这其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也有迎合普通市民口味的“夜光杯”连载，更有具备学术意义的长篇深度专栏。当时，该展览还采取了手机推送有奖问答和辨认历史原照的网络推广活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多样化的媒体传播途径相结合，真真切切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文献陈旧、高不可及的印象，短短10天内超过3万人次走进图书馆参观，进而对“历史文献精品展”和“上海年华”品牌产生了持续的关注。这次展览也是“上海年华”项目真正意义上通过融合媒体进行实践的具体案例之一。

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年华”项目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尝试，推出了名为“上海：融入世博的精彩历史”的多媒体网络展览。在内容方面与传统的展览分别不大，主要分为图片专题与文字专题两部分。图片专题“世博记忆”以有中国参与或与中国有关的历届世博会为轴，上自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下迄1933年至1934年的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呈现一批世博会场、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展馆和展品的照片及相关文献书影。文字专题“参展珍闻”则以文本内容为主，分篇讲述中国在世博会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事件及事物。各篇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并附有背景知识链接与相关图片，短小精悍，雅俗共赏。此次展览主要的突破和创新在于展示的手段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首次采用了所谓“大中小”结合的模式呈现给读者：其中，“大”指放置于世博会展区和图书馆大厅内的多媒体大触摸屏，以十分绚丽的效果展示展览内容，读者通过触摸自由选择需要的主题；“中”指通过互联网在电脑屏幕前浏览⁽¹²⁾，展览以全动态的Flash形式呈现世博历史；而“小”则指的是手机屏⁽¹³⁾和e-book电子书阅读器，展览将由电子书的形态出现，可以在上图的电子书平台上在线浏览，也可以将这些电子书下载至手机客户端进行阅读。虽然展示的内容相同，但由于展示平台的不同性质，这项工作绝非简单的剪切或叠加，而是要求图书馆员必须根据每个平台受众的不同重新加工整合原材料。此后，“上海年华”还推出了《辛亥革命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成立九十周年》等网络展览。

2011年起，“上海年华”项目组启动了升级版“上海文化年谱”项目，除了延续项目组以往对于地方文献的编辑整理优势之外，还开始着手对“上海年华”原有各子库和历史文化大事年谱做有机整合。目前，即将完成的上海历史文化大事年谱将成为这一平台的时间纬度，在此基础上关联数十个已完成开发的文献专题、专栏资源，使其成为一个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综合展示平台。其中不仅包括提供检索的近代文献数据库、题录库、图片库等原始文献数据库，还包括通过二次甚至三次加工而成的专题数据库（如前述“电影全目书志”和“中国电影明星录”）以及专题展览资源（如前述“上海：融入世博的精彩历史”和历史文献中心阅览典藏部推出的季度展）。经过近10年的开发和整合，“上海年华”项目组也不断调整资源建设的方向。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项目组对历史文献特别是非书文献的揭示，经历了从传统的纸质媒介到数据库建设、网络媒体的展示，从单一向度的工作到多媒体融合发展，在不断尝试中积极探索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新模式。2013年，这项尝试又有了突破性进展，那就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投拍，使得“上海年华”从本质上突破了文字加图片的基本工作模式，变被动为主动，更加积极地推进全媒体时代下的历史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传统的图书馆留给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巨大的书库，当读者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走进来，而图书馆员的职责似乎就是提供一张清晰的目录，帮助人们找到需要的书本。换言之，图书馆的服务是被动的，等待着有需要的人到来。网络技术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图书馆的一部分功用也被取代。尤其是网络资源的专业化信息提供，推动着受众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公共图书馆如果依旧坚持“大而全”的资源建设理念，恐怕难以对特定受众群体造成定向吸引。也就是说，今天走进图书馆的人，可能目标会更明确，要求也更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如何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甚至有时候需要主动出击。对于历史文献这样的特殊资源，读者的需求其实是两极化的：专家学者希望图书馆能够更原汁原味地呈现，更便于检索和查询；普通民众则希望能通过专家的深度解读来了解相关的知识，获得教益。对于前者，图书馆的职责还是在基本的整理、编目等工作上，只需尽可能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诸如对图书档案的数字化并实现全文数据库检索等工作，甚至能为读者提供远程利用的便利。而对于后者，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周期性的展览、讲座以及网络多媒体展示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影响有限。图书馆与媒体的合作也往往比较被动，提供咨询多，主动利用其平台发布信息少。2013年，上海图书馆参与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项目——“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专题片的拍摄，则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

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一种特定的纪录片类型，不仅传承了纪录片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珍贵文献的价值性，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纪录片都是以现有影像资料、文本资料、当事人口述等方式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纪录、演绎和剖析，从而达到纪录历史、反映历史、还原历史的目的。⁽¹⁴⁾法国《电影辞典》将纪录片定义为“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这种广义的文献纪录片概念赋予了所有纪录影像以文献价值。在一般的文献纪录片制作流程中，图书馆、档案馆总是承担着资料提供者的角色，很少参与到具体的策划、拍摄过程中。但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专题片的拍摄则反其道而行之，图书馆作为主体全程参与了拍摄主题的确定、资料筛选、文字剧本撰写、采访对象的联系等实际工作，依托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丰富的实践经验、技术优势以及后期制作的能力，双方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这次的专题系列片定位在“城市文化”上，第一期分别选择了上海旅游、上海老电影院、小校场年画和石印四个拍摄主题，共制作4部8集总计240分钟的纪录片，并分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播出版和电视媒体播出版两个版本。此次文献纪录片主题的确定，不仅基于上海图书馆丰富的特色地方文献资源馆藏，而且基于“上海年华”项目多年来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因而使得专题片的拍摄更注重原始资料甚至珍贵文献的运用，提出的问题也具有学术前瞻性，在大众普及和学术价值上更加平衡。以《传统年画的绝响——小校场年画》为例，以往的纪录片往往从民俗角度来解读这一主题，这一方面受限于小校场年画存世量稀少，拍摄不易；另一方面也由于相关研究成果甚少，资料查询不便。但在此次拍摄中，则完全无需顾虑。首先，参与拍摄的图书馆员本身就是小校场年画研究的专家，先后撰写过多本专著和论文。⁽¹⁵⁾其次，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小校场年画重要的收藏机构，能够为拍摄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最终呈现出来的成片才能打破了固有思维，真正围绕小校场年画本身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历史主线展开，兼及年画的制作流程、主要的小校场年画创作者背景以及上海年画铺的相关信息等内容，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就小校场年画的现状和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因此，这部文献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电视纪录片的浅尝辄止，而是具有了学术的严谨，是一部经得起反复观看的历史文献的视觉档案。它的细致、全面，超越了大部分读者所能完成的纸质文献的查阅权限，也经得起历史学者们的审阅和参考。

而《石头谱写的文明——近代上海石印》的拍摄则更具特殊意义。通常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拍摄对象集中在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身上，较少以一种类型的文献作为拍摄主题，尤其又是研究者较容易忽略的石印印刷。在中国，雕版印刷是最早出现的印刷形式，一直以来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清末才逐渐被西方传入的铅印、石印替代。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石印与铅印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到19世纪末，石印甚至迎来了长达30年的辉煌时期，但最终被铅印取代，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作为中国传统雕版到机械印刷的关键过渡，石印在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依然有机构和企业采用石印的方式来复制、翻印古籍。但是，对研究者来说，要集中查阅石印文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公藏机构较少专门标注印刷形式，大部分人接触到的石印印刷品多为晚清私营书局翻印的小说、鼓词、唱本等，难免留下粗制滥造的印象。即便是在国内收藏、整理、保存石印印刷品最多的机构——上海图书馆，因为石印文献根据装帧、年代、内容等分属不同库房收藏，要想集中调阅也绝非易事。例如，1878年出版的土山湾印书馆早期石印精品《中国溺婴记》，中法文合璧，图文精美，当时也只印刷了200本，现藏于徐家汇藏书楼；以逼真的石印人体解剖图闻名于世的1851年广东惠爱医馆出版的《全体新论》，闻者甚众，真正得窥全貌者极少，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之中；民国时期陶湘彩色石印的精品《汪氏鉴古斋墨薮》则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书库之中。由于石印已经退出了主流印刷领域，今天要想实地看到石印生产并不容易，大部分的研究论著往往也是从文献、图片出发，缺乏形象的认识。这一次通过拍摄《石头谱写的文明——近代上海石印》专题纪录片，使得图书馆能有机会从印刷方式的角度重新梳理馆藏，对这一类型的文献进行再揭示，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走访了曾经参与石印工作的老工人，现在依然在进行石印印刷的工厂企业，竭尽所能将珍贵文献采录下来，并将纸质文献、活动影像、传人口述等集中体现于一部纪录片中，这使得文献纪录片在揭示和表现历史文献上比传统的多媒体数字资源更具优势。

此次文献纪录片的制作分为在图书馆网络平台播出的“文化共享工程版”和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电视媒体版”。以《石头谱写的文明——近代上海石印》为例，其“文化共享工程版”总长为60分钟，分上下两集，各30分钟。上集梳理了近代上海石印短暂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从石印术的发明到石印率先进入南洋及广州；从最早在上海使用石印技术的墨海书馆到将之发扬光大的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再到鼎盛时期的点石斋，直至逐步走向没落，随着技术的革新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下集则以石印的印刷特点为主要内容，即照相制版技术运用，保持书法之美，缩放自如；图形大量采用，使得阅读活泼；制版迅速，价格低廉，引发石印狂潮；以彩色石印为代表的完美谢幕，采用小专题的方式对近代上海石印术进行技术和历史的双重分析。而“电视播出版”则以《点石斋画报》为抓手，勾连其石印的历史和特点，片长浓缩为25分钟。这两个版本各有特色，前者厚重，后者轻快；前者细致严谨，后者深入浅出；充分体现了不同媒体对于不同类型视频内容的需要。图书馆版的受众多为对此专题感兴趣的读者和想要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它的收看方式是“点播式”，看完上集后，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点播下集观看，做更深入的了解。因此，这个版本的视频画面运动和剪辑节奏都较为缓慢、沉稳。而电视播出版针对的是普通电视观众，他们大多并不了解上海近代石印，至多是对文化题材比较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生动鲜活，他们的收看是“伴随式”的，随时可以停止观看。因此，这个版本的视频画面运动和剪辑节奏都较为明快、现代。在文献的精准和视觉的美感双重要求之下，在不同媒体的接受者面前，“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专题片探索出了一种严肃而有趣的表达。

当前，无论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专题片的拍摄，还是“上海文化年谱”数据平台的建设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其在技术和规模上都与发达国家图书馆所主持的网络文献资源平台，如纽约公共图书馆数字画廊、英国利兹图书馆的照片档案、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印品与照片部等，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参与纪录片的拍摄，从资料提供方转为内容提供方，依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当今社会，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强强联手，各自发挥所长是各行各业前进的趋势。在此次合作中，我们也更深刻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服务于读者不再是坐在图书馆中等待，而是可以主动出击，通过各种媒体传播途径努力实现自我突破，从等待读者到培养读者，改变传统图书馆呆板的形象，真正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服务品牌。全媒体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途径，这意味着绝非仅仅是一盘原料炒多盘菜的简单重复，每一种媒体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更需要我们量体裁衣甚至有时候需要推倒重来，这对图书馆从业者来说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未来，除了继续在基础文献的整理上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积极开展文献研究业务外，还需要我们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为有需求的读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不辱图书馆使命。

(1)　作者单位为上海图书馆。(www.xing528.com)

(2)　参见郜书锴：《全媒体：概念解析与理论重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　刘宝瑞、陶佳：《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知识功能与定位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11年第16期。

(4)　王世伟：《全媒体时代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及其对图情教育的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21期。

(5)　吴建中：《世博启示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参见傅燕芳、蔡凤：《“全媒体”时代，图书馆该如何顺势而为》，《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3年第6期；蒲叶：《新媒体时代给传统图书馆带来的影响与对策的探析》，《科技传播》2013年第24期；张一涵、邵波：《全媒体时代图书馆联盟知识服务的障碍与应对策略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13年第20期；张芳宁、陈鹰：《图书馆全媒体融合服务的路径和动因》，《图书与情报》2012年第3期；陈志兴：《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应对策略》，《图书馆学研究》2012年第9期；张霞敏：《全媒体时代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探索》，《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12期；刘宝瑞、陶佳：《全媒体时代图书馆的知识功能与定位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11年第16期；张芳宁：《“全媒体”视野下图书馆服务的未来》，《情报资料工作》2011年第4期等。

(7)　参见曾娟：《论全媒体时代数字图书馆读者服务优化》，《图书馆界》2014年第1期；刘雪平：《全媒体时代图书馆服务的模式创新与探索》，《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5期；曹媛媛、张芳宁：《全媒体影响图书馆服务之多维分析》，《四川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5期；李晓岩：《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创新服务途径研究》，《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5期；王世伟：《全媒体时代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及其对图情教育的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21期等。

(8)　参见刘兰：《全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营销策略研究》，《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2期；高灵溪：《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吴青松：《浅析基于全媒体时代的图书馆社会阅读发展》，《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3年第8期；蔡朝晖：《全媒体时代高职图书馆阅读的推广与创新》，《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第23期；葛贤、赵秀君：《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宣传推广策略探析》，《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年第5期等。

(9)　参见蒋德凤：《论全媒体语境下区域图书馆信息集群的模式与路径选择——以广西图书馆信息集群构建为例》，《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4期；乔南、于飞、曾爱娥：《全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9期；吕长英：《基于SWO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探析》，《科技创业月刊》2013年第11期；许江涛：《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现状与公众需求研究——基于对天津滨海新区的调查分析》，《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12期；项琳：《全媒体时代市级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与能力研究——以秦皇岛图书馆为例》，《河北科技图苑》2013年第4期；刘晓景：《全媒体环境下的视障读者服务研究——以重庆图书馆视障服务为例》，《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7期等。

(10)　Hanène Maghrebi，Open system for indexing and retrieving multimedia information.Actes du 36e congrès annuel de I’Association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I’information（ACSI），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Vancouver，5 au 7 juin 2008.

(11)　于丹：《形象、品牌、竞争力——电视包装实战攻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12)　参见http://expo.library.sh.cn/。

(13)　参见手机图书馆http://m.library.sh.cn/。

(14)　张洁琼：《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大众文艺》2011年第13期。

(15)　“上海年华”的成员参与编辑和撰写的专著、论文有——张伟：《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清末年画汇萃》编委会：《清末年画（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张伟、严洁琼：《小校场年画中的方言嬗变》，《年画研究》2012年10月；张伟、严洁琼：《图像刻绘的民俗——以小校场年画“打连厢”和“荡湖船”为例》，《年画研究》2011年11月；张伟：《近代海派画家与年画的关系及影响》，《东方早报》2012年1月16日；张伟：《一百年前的都市风景：近代上海年画特色漫话》，《上海工艺美术》2010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