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杰(1)
20世纪80年代，作为古籍数字化工作的开端，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与开发逐渐受到各个藏书单位重视。经过30多年的建设，全国各级藏书单位目前基本建立了各自馆藏书目数据库，同时共同建设了联合目录数据库，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
在众多古籍书目数据库中，亦有部分方志专题书目数据库，但数据库收录范围、数据量较小。据王立清《中文古籍数字化研究》统计，50余个藏书单位的书目数据库中，6家有方志书目数据库，其具体情况如下：
6家方志书目数据库情况一览(2)
建立“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这一专题型书目数据库有两种方法：一是各藏书单位利用已有书目数据库整理出地方志数据，共同开发联合目录，多个单位参与。这种方式需要专门成立机构、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制定工作方案、多方面的组织协调，涉及藏书单位范围广、人员多，已经完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古籍保护计划之古籍普查平台、《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编撰以及《中华古籍总目》的编撰，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二是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实现由纸质书目到数据库的转变，同时补充最新整理的书目数据成果，某一机构或个人可以独立完成。本文将以第二种方法即地方志书目为基础，以书目数据库为辅，探讨建立开放性的“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基础及其意义。
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三次人大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倡导重新编修方志。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编写地方志任务，并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由此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旧志资料辑录类编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整理影印旧方志成为古籍再版热点，到八九十年代的修志热潮，再到今天古籍数字化发展之必然趋势，“地方志”这一特殊文献始终都是各大收藏单位与整理者研究开发的重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坚实基础。
该目录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方志8 200余种，按版本计算有13 000余条，包括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0个藏书单位所收藏的方志。著录信息包括朝代、书名、卷数、纂修人、版本、藏书单位、备注，著录项基本完整。同一部方志按刻书年代先后列其版本。将此目录进行全文数字化之后，“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基本框架就建立了起来。该出版后，研究及整理方志的专家学者又有新发现，撰写了相关的订正、辨析文章，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方志种类和数量，可补其不足。
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其著录信息进行完善：
（1）纂修著录者。方志中“纂修姓氏”单列，具有大量信息，且参与人数较多、分工不同，需要规范取舍。如F2915《畿辅通志》卷末“修志姓氏”，分工有总裁、提调、监临、协理、董理、总修、分纂、采辑、订正、校阅十类；总修一人，分纂九人，在著录纂修者时纂者取第一人，这样不致产生歧义；纂修者的信息如朝代、籍贯、爵里、字号、姓名等根据原书“纂修姓氏”著录内容加以整理，作为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一个资料库。
（2）版本。即原版及其影印本、收录数据库情况。
（3）藏书单位。按简称音序排列，以便增加新的藏书单位。
数据库为两个层级目录数据库，一是书目数据库（种）、二是类目数据库（部），即一书之目录，每部书卷目信息：卷次、门类。目录编排次序方法有两种：一是按现代行政区域划分，即采用《目录》的顺序；二是依《（嘉庆）大清一统志》的顺序。
这些成果补充了《目录》190家藏书单位之外的书目数据。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得以实施。2014年1月，《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正式出版，标志着古籍普查工作进入成果展示阶段，目前已经出版22家藏书单位及地区的普查登记目录（见附录1）。这次普查工作揭示了《目录》中未著录的一些藏书单位方志的存藏情况，例如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天津市河东区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方志，进一步展现了方志藏书的真实面貌。借助此次普查结果，在建设方志书目数据工作中：一是进一步完成藏书单位信息；二是增加品种，如天津图书馆藏、（清）沈继贤修“[雍正]岚县志十六卷”，（清）翁澍纂“[康熙]具区志十六卷”；三是在《目录》基础上增加方志数量，揭示方志传世总量；四是增加具体馆藏信息，如索书号，方便各地读者查阅和使用；五是弥补《目录》因未见原书而据卡片著录的不足。
共8 472篇提要。所收方志为编撰者目验之书，可补《目录》近300种。此外，《方志考稿》《稀见方志提要》《河北省地方志提要》《江苏旧方志提要》等地区提要可为方志书目数据库提供更多具体信息，如卷目、序跋内容等。
20世纪末以来，方志点校、影印出版成果显著。其中，以丛书的形式影印出版是方志整理工作的主要方式。按时间段划分，具体出版情况如下：
（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11种，上海书店，1962年至1982年。（《目录》已将其列为一个版本）
（2）《中国方志丛书》。1 711种，台湾成文书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
（3）《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37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4）《中国地方志集成》。1 546种，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从1991年起，以省为单位分辑，选择资料性强、内容最丰富的志书逐年推出，至今已经连续出版25个省的《府县志辑》和一个《乡镇志专辑》。其中，巴蜀书社推出贵州（重印过）、重庆、西藏、四川等地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安徽、江西、上海、浙江、广东、天津、台湾、海南、福建、河北、河南、北京、江西等地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今为“凤凰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有府县志21种，包括广西、河南、云南、江苏、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陕西、安徽、吉林、黑龙江、辽宁、湖北、新疆、内蒙古、湖南、江西等；省志22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山东、广东、浙江、湖北、贵州、河北、广西、福建、陕西、安徽、山西、河南、四川、甘肃、新疆、青海、西藏。(3)
（5）《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科院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出版。
（6）《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9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出版，未见于《目录》者有1种，即“[嘉靖]惠大纪”（明）佚名纂修，嘉靖刻本。
（7）《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36种，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出版，未见于《目录》1种，阳述古编二卷，（清）李嘉绩纂辑，清光绪十五（1889）年刊本。
其中以《中国方志丛书》与《中国地方志集成》两部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中国方志丛书》时至今日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整理出版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两部方志丛刊，亦是数字化公司对古籍数字化深加工的主要底本来源。
（1）《明代孤本方志选》。23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出版。
（2）《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二辑）》。76种，线装书局2001年出版。第二辑中有1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未见著录，即“[康熙]彬州总志十二卷”（清）陈邦器修、廷谋续纂，康熙二十四年刻五十八年增刻本。
（3）《明代孤本方志专辑》。8种，线装书局2003年出版。
（4）《孤本旧方志选编》。37种，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收录明万历到民国的府志、县志、志稿、志料，其中以清乾隆以前的志书为主，占全书三分之二。
（5）《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32种，学苑出版社2009年出版。(www.xing528.com)
（6）《天春园藏善本方志选编》。100种，学苑出版社2009年出版。其中有2种未见于《目录》，一是“[雍正]岚县志十六卷”（清）沈继贤修，清雍正八年刻本；二是“[康熙]具区志十六卷”（清）翁澍纂，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7）《故宫博物院藏稀见方志丛刊》。120种，故宫出版社2013年出版，其中有2种未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即“[光绪]涿鹿县乡土志”（清）不着纂修人，抄本；及“[乾隆]华竹新编十四卷”（清）檀萃纂修，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8）《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16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9）《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列。2005—201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先后整理出版了23家藏书单位，1 381种方志（见附录2）。其中未见著录于《目录》者有34种，分析未见著录志书情况有三：一是不在该目录收录范围，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齐山志七卷首一卷》；二是该目录藏书单位未见，如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方志；三是为增加品种，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民国]津门精华实录，□□昂纂修(4)，中华舆图学社编辑，民国七年（1918）中华舆图学社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顺治]睢州志七卷首一卷，（清）戴斌等纂修，清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康熙]云龙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王符等纂修，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对比影印本方志目录与《目录》，仍有大量图书馆稀见方志没有影印，如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即使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稀见方志丛刊出版后，仍有50余种孤本方志未经影印。除稀见方志丛刊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有《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72种、第二辑82种）等。
（10）《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727种，影宋（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大量的影印本方志丛刊在建立“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中的作用：一是增补地方志品种；二是增加新的版本信息，在版本项著录时增加影印本信息将有利于读者使用，为查阅资料提供方便；三是便于核对著录项信息，如书名、纂修人、版本等，提高数据库质量；四是便于获取卷端书影、凡例、书前目录、纂修人姓氏等信息。
目前，我国方志图像及全文数据库建设规模较大的有四个数据库，即中国方志库、中国数字方志库、国家图书馆方志数据库、天一阁方志数据库。此外还有雕龙中国地方志、苏州方志库、万方新方志数据库、西北五省新方志、中国历代地方志等。这些数据库或由数字化公司开发，以商品的形式出售给使用单位；或由藏书单位自建，可以对局域网内用户提供服务，也可以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提供免费或有偿使用。这些图像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方志，在“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中作为版本项出现，可揭示某一部方志的数字化情况，便于使用者研究阅读。此外，数据库除载体不同外，具有纸质方志丛刊所具备的各种用途，全文方志数据库更是弥补了影印本、图像本的不足。
随着各藏书单位书目数据库建设基本工作的完成，古籍数字化工作将进一步深入，图像数字化、全文数字化将是未来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地方志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往往被列为首要，究其原因：一是“方志学”为独立学科；二是“方志”蕴涵史料丰富，无所不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三是方志具有地域性，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有些稀见版本为地方特色藏书甚至孤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及文物价值。各收藏单位将其列入特色藏书，十分重视，比如《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列的出版。这些资源为建设“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具有开创意义，实现了地方志书目的数字化，确立了规范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典范。
2．对于方志整理出版具有推动作用。当前方志整理工作仍以影印出版为主，但大多数影印方志选择依据是以《目录》中著录收藏单位在三、四家的方志为主，而忽略了多数图书馆都收藏的方志。这批方志的影印出版将进一步推进方志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同时有利于原版古籍的保护，为新时期方志馆的建设提供更丰富的资源，促进“中国方志馆”的建立。
3．对方志数据库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在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基础上建设子目数据库，如按地域，分为各省市方志书目数据库；按分类，有乡土志数据库、府、州、县志书目数据库，等等。二是对于地方志图像及全文数据库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数据库建设尤其是全文数据库建设工作中，可避免重复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版本项中包含的数据库信息，对后来的数字化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同时，读者在检索目录时见到数字化情况，即可查阅图像及全文数据库，实现书目数据库与全文数据库的联动。三是专题数据库建设，方志类目设置详细，可按类目进行专题性数据库建设，如沿革、星野、疆域、风俗、物产、方言、人物，等等。
（1）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学分段研究提供文献目录支持，如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现代方志学乃至当代方志学。对当代方志学研究可增加“方志学书目数据库的使用”一节。
（2）方志应用研究：推动方志目录学的发展，形成各地方志目录及门类目录。方志整理、专题资料汇编无论是方志数据库的开发，还是方志影印出版，均可查重，从而节约成本，有效开发。同时，可为分类整理出版提供集成目录，如艺文志数据库、艺文志汇编，实现数字出版与影印出版的有效联动，促进“地方文献”研究提供丰富第一手资料。比如可以考察“一地乡贤”所作之文章作品，成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方志事业研究：如历史状况，整理出版情况，包括数字出版与影印出版。
可利用书目数据库进行分类统计、门类统计、地域统计、出版时间统计，通过多维度的数据分析，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实现“大数据”下的科学分析，揭示我国方志数量、方志流存状况、方志的分布状况、方志的收藏情况等。
为新时期方志的编撰工作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文献收集方面提供便利。
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是一个开放性、动态性的书目数据库，随着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陆续完成，书目数据将不断增加，藏书单位也随之增加。数据的更新以及分析结果亦有细微的变化与浮动，是一种动态分析与检测。其中著者项信息中包含的朝代、籍贯等信息，形成了大量的人物传记资料，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建设“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将完善地方志数字化工作，实现方志的图像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与书目数据库的共同发展，为方志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修志工作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源信息；进一步助推地方志的整理与出版。在大数据时代，应推进地方志整理与研究向全面、深入、细化的方向发展，充分开发方志史料库的价值。
续表
续表
续表
(1) 作者单位为天津图书馆。
(2) 部分数据2011年有所更新。
(3) 参见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岳麓书社2007年版。
(4) “□”表示难以辨认的字，一“□”为一字。
(5) 表中数据由笔者统计，截止时间为2016年5月。
(6) 数据由笔者统计，截止时间为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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