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研究与多媒体数据库建设

姚　勇⁽¹⁾

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的重要现象与研究趋势，国内人文学科领域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议题，其中之一是重新思考当下以及将面临的历史际遇下中国的角色⁽²⁾，它基于对“中国”更深刻的思考⁽³⁾，也需要更加深入地认知“世界”。正如葛兆光对一些学者构筑的“天下”的中国“想象”的反思⁽⁴⁾，认为即便是在处理“中国”经验与知识时仍需有足够的警觉。项飚亦指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趋于单一化而不是多元化”⁽⁵⁾，在他看来，在这个信息更加多元化与通畅的时代，中国社会日常话语和意识中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更加浅显与单一。“美国”很大程度上等被同于“世界”，虽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加深，但社会上对它们的关注和兴趣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或许正如项飚所言：“我们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文化在信息上的了解增强了，但是对世界发展变化的复杂内在动力的理解简单化了。”⁽⁶⁾而学术界所谓的“‘和世界对话’在实践中意味着和中心对话。大多数学者对边缘的情况、特别是来自边缘社会的观点没有兴趣；很少人会去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的学者对话，更不要说尼泊尔、斯里兰卡、斐济这些小型国家了”⁽⁷⁾。

那么，我们在研究与对话的对象上去“中心化”，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可能深化对于“世界”与“文明”的认知，进而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崛起”的经验与知识？

以喜马拉雅区域的小国不丹为例，其在全球乃至区域的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中都处于边缘地位，然而近30年来该国有关“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entre）的概念与实践已经产生了较为显著与积极的成果，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提供了获得广泛关注的社会发展理念以及研究课题。“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是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1972年提出的，强调“国民幸福总值要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GNH）。不丹政府将国民幸福总值作为该国最核心的施政纲领，视其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文化、政治等的“中间（平衡）路线”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丹学者与政府机构围绕GNH进行了细致的设计与实践。⁽⁸⁾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也致力于“幸福”的研究，关注不丹GNH的实践。⁽⁹⁾2008年，法国成立“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试图构建一个衡量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标，研究与借鉴不丹的GNH等相关理念。该委员会2009年发布报告，“报告的立场很明晰，即立足于呼吁政治领导人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发展观的转变”⁽¹⁰⁾。

喜马拉雅区域的不丹、尼泊尔等社会经济欠发达国家，其国民长久以来的幸福指数非常高。这一类“世界”经验或知识，是否也是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与对话的？由此出发的知识与反思，是否能对“中国崛起”的自我认知提供新的思路？⁽¹¹⁾

2010年以来，国内成立了多个致力于“喜马拉雅研究”的机构⁽¹²⁾，显示了人文科学新研究课题与时代发展的内在关联。⁽¹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合作加强地缘格局的互动，增强互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成为行之有效的模式。有学者提出推动包括四川和西藏在内的西部内陆省区开展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促进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形成，填补我国地缘经济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的一块空白，进而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周边的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区域合作，开启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时代”⁽¹⁴⁾。喜马拉雅区域堪称亚洲几个重要合作机制的陆地联系纽带，紧密相连的东盟、南盟、中国如今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并且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喜马拉雅区域由于自然与历史原因，是各国经济与政治上较为落后与复杂的地带，在国家地缘政治上尚存有较多分歧，更亟须通过合作探索整体发展的和平道路。

互信须建立在彼此深入的认知与理解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虽然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但也容易被误解为只是为了谋取对方资源，如近期缅北密松水电站项目被叫停，并广受缅甸方面的舆论指责。中国在外投资除了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量，在人文领域也应该有充分的论证，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地区族群文化极为多样与复杂，在知识储备上亟须跟进，学术上的拓展与交流更是重要的途径。

四川大学在与此密切相关的南亚研究⁽¹⁵⁾与藏学研究⁽¹⁶⁾上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传统。为更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2012年，由四川大学牵头，联合云南大学、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等单位成立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喜马拉雅区域为“中心”重要的关注点，希望通过对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探索新型周边国家关系、促进“一带两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区域合作、建设边疆生态安全屏障。⁽¹⁷⁾

基于对喜马拉雅研究的重视，并为推进全国喜马拉雅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从基础做起，将“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作为重要的建设项目。数据库首先通过与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引进研究资源，占据较高的立足点。目前重要的合作单位有以艾伦•麦克法兰教授（Alan Macfarlane）为首的剑桥大学“康河计划”（Cambridge River Project）⁽¹⁸⁾研究团队、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Unit）⁽¹⁹⁾、尼泊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以下简称ICIMOD）⁽²⁰⁾。

麦克法兰教授是具有极高声誉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专家，其对尼泊尔的研究持续40年之久，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也是对喜马拉雅区域资料进行数字化整理的先驱，建有关于尼泊尔古隆族（Gurung）的资料网站⁽²¹⁾以及印度那加（Naga）的数据库⁽²²⁾，他还是数字喜马拉雅网站⁽²³⁾的创始人之一。数字喜马拉雅网是世界范围内喜马拉雅研究的重要信息平台，“可谓展现了数字、影像版的人类学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²⁴⁾。2014年4月，四川大学与剑桥大学“康河计划”项目合作，启动“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麦克法兰教授将其网站资料以及其40年来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资料捐赠给数据库。ICIMOD多年来致力于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研究，推动山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是喜马拉雅区域的重要知识中心与信息平台。2015年7月，四川大学与ICIMOD达成合作，ICIMOD将为数据库建设提供资料支撑。四川大学还将与剑桥大学蒙古和内亚研究所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上开展深入合作。

数据库在数字化整理剑桥大学、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等合作单位共享资源以及四川大学既有资料的基础上，还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资料进行搜集，并展开合作，尤其是英语世界中的原始文献与研究成果。喜马拉雅地区在近代以来长久地处于英帝国殖民扩张的阴影下，该区域社会历史发展深受英帝国政治的左右，区域传统的文化遗产也基本以英文文献的形式记载与保存，至今英语世界仍然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该区域的文献资源与研究的话语权。为了推动国内喜马拉雅研究的发展，数据库前期计划以相关英文文献为突破口，希望对国内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探索资料建设与合作的途径与模式。

国内各类数据库与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建设在近20年来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在数字资源建设与利用方面的经验与问题也有相当多的讨论。⁽²⁵⁾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投入巨大的数字资源在应用层面往往仅限于小范围的研究者，如何让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应该是建设数字资源需要拓展的方向。21世纪以来，互联网2.0时代的发展使得新媒体迅速成为社交媒介的主力，一方面导致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大众传播中更易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与契机。无论是基于历史学的“公共史学”的追求，还是出于人类学的理解他者“美美与共”的情怀，都可能通过当今的数字技术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数据库“多媒体”化并非仅限于数字化的资料搜集与展示，强调“多媒体”乃是希望以“媒体”的角色加强用户与数字资源之间的深层次互动，尤其是利用新的数字媒体技术。近年来，新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除了丰富文献数字化整理以及对文献物质形态进行数字化存储外，更可广泛应用于非文献形态资料的数字化采集与加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数字技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正如一些学者的认识：“近年来，大数据时代引发的变革不断迫近，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可获取的巨大潜在价值不断在各个领域被认识与发掘，已然开启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视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深度运用，特别是基于数据库的非遗数字化保护时代将很快到来！”⁽²⁶⁾

基于对文化资源的敬畏之心，数据库希望在保存、整理的基础上，尽力推广其社会效益，除了作为面向研究者的专业资料库外，还期待成为面向公众的文化资源展示平台。数据库设有专门的喜马拉雅历史与文化事项展示的板块，希望从非遗入手，通过新的数字手段对非遗进行采集、整理、展示。正如当前所见“通过三维、交互式新媒体展示形式以及综合利用多种展示形式开放数字化非遗产品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和主流”⁽²⁷⁾，一些技术手段得到较多的探讨与应用，例如全景漫游技术、三维影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其中，全景漫游技术在数字化文化场域的应用上呈蓬勃之势，其具有成熟度高、学习难度小、制作成本低、展示效果好、场景还原逼真、内容采集丰富、传播平台多元、交互方式直接等优点。以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全景虚拟漫游”⁽²⁸⁾为例，通过漫游系统用户可以跨越时空身临其境地穿越紫禁城，近距离地欣赏文化瑰宝，对故宫而言亦是保护文物、解决游客接待容量的有效途径。

这显然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上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喜马拉雅区域处于多个边缘的交汇地带，生态环境独特，族群文化绚丽，尤其是各种文化遗产都是依附于独特的传承情境，可以结合数字技术将两者整体展示。正如沈卫荣指出的，世界范围内藏文化神秘化、乌托邦化、污名化并存的现象，⁽²⁹⁾显然与喜马拉雅区域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族群文化长久以来难以较本真的方式展示有关。普通爱好者很难深入，甚至很难进入此区域，更难以通过有效接触形成充分的认知。我们希望通过全景漫游技术或虚拟现实技术在对一系列文化遗产与文化现象多维展现的基础上，与各种形式的、更加丰富而有深度的资料紧密结合，从而形成期待中的“多媒体”数据链。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这一点同样值得期待。以全景漫游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对象提供“现场”的“沉浸式”的体验，而若欠缺可跳出来的资料链，对象的全景漫游体验可能更多的是“一次性”接触。有深度的资料链能够让这种接触由表及里，全景漫游展现的共时性“场景”将可成为理解历时性“空间”的基础，成为知识系统的空间，成为更具历史意义的空间，成为让使用者体验资料的场域，这将会很大程度上帮助使用者理解资料。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成就巨大的社会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现场”理解文献，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的总序中对不同区域成“系列”的成果之共通的研究取向总结道：“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³⁰⁾我们希望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与资料链结合，在一定层面上借鉴并实践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并在数字技术上提供一些探索与参考。我们还期待全景漫游与地理资讯系统（GIS）的结合会产生怎样“化学反应”？

除自建内容的展示外，我们还希望将其建设成面向公众的内容投放板块，关心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人员与文化爱好者可以将他们采集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上传到数据库中。同时，期待公益性质的文化机构、NGO组织与之合作，亦希望这些板块中的内容能与各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共享，进而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效益。

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是国内人文学科领域较早着手喜马拉雅研究的成果，希望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成为连接国内外喜马拉雅研究的平台。近20年来，国内数据库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其在对历史典籍进行数字化整理与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国内外合作的方式进行数据库建设也有相当的经验与成绩。然而，聚焦跨国区域研究的特色数据库在国内数据库建设的案例中属于较新的探索，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此类型数据库建设的经验。专业数据库一般设定的使用对象是专业研究人员，在资源应用的效益上比较受限，我们以“多媒体”的广泛面向为数据库建设的理念，同时秉持社会效应是文化资源建设之应有关怀。

(1)　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

(2)　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与认知，清末以来便是中国“国家”“国族”构建的重要动力及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罗志田指出：“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所认知的居‘天下’之中心大不相同，根本是‘中国’自身的内外蕴涵皆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其‘走向世界’的进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趋势，而国家目标的外倾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变也标志着‘近代’和‘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若以后见之明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近代中国的主题表述为‘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　随着“中国崛起”，国内有学者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类颇具冲击的观点，认为“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此为一显而易见之事实”。参见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之命题在2012年12月15日举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届知行思想年会正式提出。参见高全喜、姚中秋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关于类似观点的渊源、背景、观点、争议与反省，参见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第29期，2015年10月。

(4)　葛兆光指出：“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乌托邦想象，近十几年来，乘着当代中国膨胀的势头，借着西方新理论的潮流，穿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外衣，在中国大陆反复叙说，这个乌托邦叫作‘天下’。”参见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第29期，2015年10月。

(5)　项飚：《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

(6)　同上。

(7)　同上。(www.xing528.com)

(8)　不丹政府内阁的倡议下，1993年3月25日成立了“不丹研究及国民幸福总值研究中心”（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GNH Research），该机构是不丹最高科研机构，出版半年刊《不丹研究杂志》。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

(9)　Daniel Kahneman，Alan B.Krueger，“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1，2006，p.3－24.

(10)　丘海雄、李敢：《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镜鉴：源自不丹和法国》，《改革》2011年第6期。

(11)　有学者指出：“这套体系（笔者按：GNH）不仅被该国（笔者按：不丹）用作评价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而且已经成为其政府施政的重要导向，引起了各国决策者、有关国际组织和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当前我国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以GDP为中心的评价模式，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业已成为各界关注和探索的一个热点。”参见邢占军：《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东岳论丛》2013年第6期。

(12)　主要有：西南政法大学“喜马拉雅研究所”（2010）、四川大学“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2012）、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2014）、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2015）、青海民族大学“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2015）。

(13)　如西南政法大学“喜马拉雅研究所”是同尼泊尔外交学会等单位合作共建，2010年12月签署了《尼泊尔外交学会与西南政法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希望“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深化合作，促进环喜马拉雅地区区域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互信，以期形成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的典范”。参见http://www.swupl.edu.cn/mweb/nxwxy/News_View.asp?NewsID=578。

(14)　戴永红、秦永红、彭念：《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探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5)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前身为1964年成立的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1978年扩建为南亚研究所，专注于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研究，是中国高校系统内专门从事南亚研究时间长、研究人员集中、研究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的科研机构，2001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2004年起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资料方面，南亚所建有专门的图书资料室，并出版《南亚前沿问题丛书》，主办《南亚研究季刊》。

(16)　四川大学藏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藏学学刊》。

(17)　参见“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介绍”，http://cwf.scu.edu.cn/idsInformationList.htm?action=idsInformationDetail&idsiId=1571408611532952&idstId=1051325296679172。

(18)　该计划的详情参见其网站http://www.camrivers.org/。“康河计划”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在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Rivers奖之后，为纪念社会人类学史的重要创始人W•H•Rivers而创建的研究项目。自1983年创办以来，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具有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视频、照片、录音等资料，并于20世纪末利用互联网与全世界分享。至2013年，“康河计划”受到十余项世界顶尖学术研究基金会的支持，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与大量学术论文。

(19)　参见http://innerasiaresearch.org/。

(20)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1983年成立于尼泊尔加德满都，是一个为喜马拉雅山8个地区成员国和全球山地社区服务的、独立的国际山地研究和知识创新中心。中国是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发起国之一，多年来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为项目伙伴积极参与了山地中心开展的各种项目。

(21)　参见http://www.alanmacfarlane.com/FILES/gurungs.html。

(22)　参见http://linux02.lib.cam.ac.uk/nagas/coll/4/xintroduction/detail/all/index.html。

(23)　数字喜马拉雅网为麦克法兰教授与马克•图灵博士2000年创立，参见http://www.digitalhimalaya.com。

(24)　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8期。

(25)　参见2013年8月24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会议关于“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数字化建设”的研讨，见《文献乃天下之公器——“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建设”会议纪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201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6)　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2页。

(27)　谈国新、孙传明：《信息空间理论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6期。

(28)　参见http://www.dpm.org.cn/360overallview/index.html。

(29)　参见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0)　陈春声：《“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