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汉学史研究：重新探讨高第书目

王国强⁽¹⁾

近十余年来，文献数字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相关研究如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等更是如火如荼。笔者的观察以数字化与史学和汉学之关系为主，史学与汉学均有较长的学术史，讨论也已相当丰富。⁽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史学界内部，数字资源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意义也相当不同。故而讨论数字化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在注重总体通观的同时，还应兼顾不同领域从业者的特殊视角和体验。本文拟从汉学史（更具体而言是西方汉学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参考书目由《西人论中国书目》到Bibliotheca Sinica 2.0的演变谈起，略论数字化与汉学史之关系，或可为“大数据与史学研究”这一主题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

法国汉学家高第⁽³⁾享有“文献通”的美誉，其所编《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1904－1924）一书，是研究西方汉学史最基本的参考书之一。

高第1869年来华，曾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图书馆馆长一职，因职务关系而编写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图书馆书目》（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展现出对书目编写的强烈兴趣。其后便开始了其代表作《西人论中国书目》的编写，高第利用汉学界已有的重要书目，并借各种机会到中外各大藏书机构检阅书籍、补充材料⁽⁴⁾，前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编写、补充该书。

《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一卷出版于1878年，修订版最后一卷在1924年面世，出版历程可谓旷日持久。高第此书堪称巨著，修订版有4 428栏（每页分左右两栏，见下图），巨细无遗地收录了其所见的各种汉学资料，“为外国文论述中国者最完备之书录”⁽⁵⁾，“久为世人所喜用，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⁶⁾。此书出版后即受到汉学界的广泛赞誉，并获法兰西金石与铭文学院颁发的1880年度“儒莲奖”（Prix StanislasJulien）⁽⁷⁾。后来更成为汉学书目之圭臬，因部头大、无索引造成参考不便，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曾专为其增编了人名索引⁽⁸⁾。1958年袁同礼编写的《西文文献中的中国》⁽⁹⁾，也以高第此书的“续作”定位。

图1　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

在网络时代，追续并超迈高第书目的新型工具书终于出现了，这就是Bibliotheca Sinica 2.0。⁽¹⁰⁾它不仅是电子书目，还是融合类网站，甚至可以视为全文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

Bibliotheca Sinica 2.0起源是一个汉学书目，即《维也纳图书馆藏汉学书目》（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Libraries in Vienna/Austria，1477－1939）。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维也纳大学图书馆（Vienna University Library）及其所属各院系的图书馆、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图书馆（Library of the Austrian State Archives）等机构，长期致力于搜集关于中国的各种资料（如中国经典的早期译本、游记、地图等），汉学收藏相当丰富。其中不乏珍本，德文首印版《马可•波罗游记》即为其一。⁽¹¹⁾

从2003年起，《维也纳图书馆藏汉学书目》的编写者开始致力于将上述机构1477年至1939年以中国为中心的珍贵文献目录汇而为一，所收包括前述图书馆中收藏的各种西文汉学文献（如书籍、地图、报刊文章等，甚至考虑西人中国观之演变而延及关于印度、内亚和隶属“朝贡体系”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料），以便中欧关系史、欧洲汉学史、文化交流和他者形象等领域的研究者能便捷而充分地利用这些珍籍。

2004年春，《维也纳图书馆藏汉学书目》的第一个版本正式在维也纳大学历史系网站上推出，主要包括来自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维也纳大学各图书馆的汉学文献2000余种，其时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还未及收入。

在2006年至2007年间，鉴于网络资源的蓬勃发展，该项目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继续扩充，将文献数量提高到3 000余种的同时，还致力于数字资源的大力整合。具体做法是，在每笔所收文献资料的具体标注栏中新增“数字版本”（digitized）项，并列出数字资源的超链接和其他基本信息。使用者只需点击鼠标，即可获取电子版。如此，便形成了本文所讨论的汉学“新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2.0。

值得一提的是，Bibliotheca Sinica 2.0对数字汉学资源的整合力度相当大，包括了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Gallica、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哈佛大学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gital Gallery）、东洋文库（Toyo Bunko Rare Books）、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等近50家世界著名学术资源库的汉学文献⁽¹²⁾，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图2　Bibliotheca Sinica 2.0网站主页

从名称来看，从高第书目到Bibliotheca Sinica 2.0可谓一脉相承。但究其实，全然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一为传统，一为数字。下文拟从形态和功能两个角度对它们略作比较，以进一步明晰其差别。

从形态来看，高第书目是纸质书籍，而Bibliotheca Sinica 2.0是数字网站。即使从第二版最后一部分的出版时间（1924）算起，高第书目的历史也有近百年了。此书系高第花费数十年心血所编，充分体现了其“文献通”的本色，全书所收文献的总量相当惊人。《西人论中国书目》所收文献共五大类：（1）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2）在中国的外国人；（3）外国人同中国人的往来关系；（4）关于在外国的中国人；（5）关于臣服于中国的国家。每个大类之下又有若干子类，如“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下有总论、地理、历史、宗教、语文、风俗习惯等24部分。由于此书分类合理、覆盖面广，出版后便成为治汉学史者尤其是西方汉学史者必备的工具书。

不过，高第此书也有缺点。最明显的是没有索引，尤其对于一部数千页的大书而言，显然不利于快速翻检。虽然后来有学者致力于此，先后出版了两种索引，但均限于人名⁽¹³⁾，未臻理想状态。再者，由于部头太大，价格自然较高，在前网络时代见到此书并不容易⁽¹⁴⁾。另外，由于受所处时代、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高第此书的某些内容即使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也有体例不纯之嫌。如有些汉学期刊的目录单列，有些则被拆分到各类别中；再如该书将鞑靼、新疆（天山南、北路）、西藏与朝鲜并列，归入“臣服于中国的国家”。

Bibliotheca Sinica 2.0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便利性。虽然所收文献的数量无法与高第书目比肩，但短短数年间就建成了，这得益于同仁的合作，也因为省去了出版发行的传统程式。

从传播和利用的角度来看，Bibliotheca Sinica 2.0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它是免费的，对所有互联网用户开放，几乎没有门槛，可谓无远弗届。更重要的是，支持作者名、书刊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收藏机构、数字版本来源等多种检索，查找利用十分便捷。Bibliotheca Sinica 2.0提供“Tags”超链接，点击任一即可浏览其关联的书目，可以快速了解某主题的相关文献。Bibliotheca Sinica 2.0还注意到了社交网站的重要性，只需一键即可将所需书目信息分享到Facebook、Twitter、Google＋等社交媒介，当然也支持发送到个人邮箱等方式。

依功能而言，Bibliotheca Sinica 2.0已不仅仅是书目，还是数字图书馆、汉学电子文献指南。高第书目在汉学研究方面确有指导性作用，“关于中国到底有哪些书籍？这个问题被一再问起，相关的研究更是连篇累牍、年复一年地不停出现。有了高第这本书，这个问题立即迎刃而解”⁽¹⁵⁾。但Bibliotheca Sinica 2.0更进一步，可提供数千种全书的全文电子版。

如前所述，Bibliotheca Sinica 2.0整合了全球著名数字图书馆的相关资源，已不再是单纯的研究目录。Bibliotheca Sinica 2.0的建设者们敏锐地感受到了数字化的浪潮，并快速将其与该项目结合，从而使Bibliotheca Sinica2.0实现了由书目到汉学电子文献指南的转变。使用者完全可以将Bibliotheca Sinica 2.0看作一个庞大的汉学数字图书馆，通过其提供的目录和数字资源链接，可以免费下载到异常丰富的汉学研究文献。虽然Bibliotheca Sinica 2.0声称不担保数字资源链接的有效性，但因其整合的资源绝大部分为开放获取（open access）类，正常情况下随时可以浏览下载。简而言之，Bibliotheca Sinica 2.0可以随时为世界各地的使用者提供1939年之前出版的海量专业汉学资源的全文浏览或下载服务，并且是免费的。

长期以来，对于大多数汉学史研究者来说，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获取。从高第书目到Bibliotheca Sinica 2.0可算是“惊人的一跃”，它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西方汉学史研究者在资料（至少是基本资料）获取上的难题。

对人文学科研究而言，资料是基础性的，获取研究资料尤其是一手资料是从事研究工作的要件之一。对于汉学史，此点更是意义非凡。在前网络时代，内地学者获取汉学史基本资料只能通过徐家汇藏书楼、国家图书馆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图书馆，限制很大。现在通过Bibliotheca Sinica 2.0等网络资源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研究文献。比如通过Bibliotheca Sinica 2.0整合的互联网档案馆、谷歌图书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可以下载到20世纪初之前基本的汉学史研究文献。

举例来说，如前述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和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所译《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可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下载到，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可以在谷歌图书和互联网档案馆下载到。另外，《通报》（T’oung Pao）、《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和《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基本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而像近代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和《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¹⁶⁾也都有专门的数据库。可以说，网络资源的发展使得汉学史这个在十几年前看来极难下手的领域，有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发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理念，认为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故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¹⁷⁾。以此反观Bibliotheca Sinica 2.0及其所整合的数字资源，可以明显看到数字化在汉学史资料获得的突破——无论身在何处的研究者，只要能上网，就能够获得前辈学者无法想象的海量研究资料。

数字化对汉学史研究的影响，当然不限于Bibliotheca Sinica 2.0所体现的资料获取。数字化首先是推动史学研究的利器，在资料获取和利用以及了解学术史和研究动态、解决技术性问题等方面大有可为。同时还应该看到，数字化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涉及一些“艺术性”的问题时。笔者以为，数字化与传统之间更多的是相合和互补，两者结合才是最佳状态。 (www.xing528.com)

在从高第书目到Bibliotheca Sinica 2.0演变的相关讨论中，已经谈及数字化在资料获取方面的重要意义。与资料获取密切相关而又不限于此的，是可利用资料的大大扩充。各种可检索的数据库大大拓宽了学者们利用资料的广度，前辈们可以通读二十四史，但能翻完四库全书么？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还可以检索到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无所不包的近代期刊，这绝对是未曾有过的新局面，应当可以产生许多新学问。前文所述的汉学史，只是其中一例罢了。随着各种数据库的不断涌现，档案馆和图书馆数字化工程的持续建设以及开放获取的逐步深入，即使是那些已有深厚传统的研究领域，也可能更快甚至更好地做出成绩。当然，这也改变了之前凭少量甚至单本稀见资料做研究的局面。资料丰富了，解读资料和利用资料所需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就更显重要。

了解学术史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而网络资源让这个工作变得更为便捷，比如通过“中国知网”“读秀”“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和“Jstor”“EBSCO”等数据库，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到汉学史，1890年创刊的老牌汉学杂志《通报》即可通过Jstor数据库获得，并且已经实现全文检索，这无疑是了解学术史的一大利器。此外，通过网络还可以看到相关领域学者所建的研究专题网站，获取关于学术会议、研究课题等多种动态信息，为研究找到参考。

在解决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时，数字化及其所提供的各种工具也颇具威力。所谓技术性问题，指的是诸如历史人物生平等基本信息、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专名翻译、著作引用等问题。尤其是汉学史上一些不太有名的学者，其生平和交往在传统时代很难确定。但借助数据库强大的互联性，常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而汉学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书刊名等，则可通过直接获取数字文献的方式破解⁽¹⁸⁾。

前述三点功效，最终还要归结到各项研究工作中。以笔者2016年刚刚完成的一个课题——“侨居地汉学”为例，侨居地汉学有其特殊性——它是近代来华西人在中国研究中国，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相比有空间上的错位。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前较为零散，笔者则将其视为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汉学史上的特殊案例来处理。通过对主要来自网络的大量相关文献的处理，笔者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以前它往往被视为业余汉学，颇为学院派汉学家所轻视。其实这些侨居地汉学家也有很多优势——长期侨居而获得的语言优势、文献的扩充、结合西方最新人文学科而从事的类似田野的工作及其成果等，故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母国汉学发展史上的功臣，英美尤其明显。再如，当时汉学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多元的，如果以“儒莲奖”为视角来考察，会发现所谓侨居地汉学家在“二战”前的“儒莲奖”中占去了半壁江山，尤其是在华的天主教士，曾多次获此殊荣。还有一点，其实在19世纪末到“二战”前，西方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如达尔文、马克斯•韦伯、弗雷泽等也相当重视侨居地汉学家们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各种资料，而并不仅限于关注高本汉、葛兰言这些学院派的汉学家。

数字资源检索便捷，但检索（search）与研究（research）毕竟不同，故而在有些问题上数字资源也有其局限。以汉学史为例，目前多用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主要讨论汉学家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谱系。数字资源可以确定汉学家的人际网络和参考文献，但其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观念主要受到哪些学者的影响，程度如何，与其汉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哪些，这些疑问只能通过精读文献、细细揣摩去领悟。笔者在考察侨居地汉学的影响时，发现其成果对达尔文、韦伯和弗雷泽等西方人文学者的影响，但其详细情形如何，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学者的中国观，是否也影响了达尔文等人的学术论断甚至整体思想，程度如何，都需进一步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妨称为“艺术性”的，与前述“技术性”相对。而对于诸如版本学、艺术史的研究者来说，数字版本不可能完全替代原版、真迹，有些信息只看数字资源可能无法捕捉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应过于强调数字化资源和传统资料的区别。客观而言，两者更多的是互补，是相辅相成。比如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会将数字化核心文献打印出来，精读、细读并细心揣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用好数字资源？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熟悉传统、熟悉文献，只有那些通过长期阅读并积累了丰富专业知识的学者，才能充分发挥数据库的潜能。故而应正视数字资源和传统资料之间的相通之处，两者并重，左右采获，兼用其长。

(1)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2)　限于篇幅，此处仅略举数例：前者如黄一农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和《两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中华书局，2015年），王汎森的论文《数位人文学之可能性及限制：一个历史学者的观察》（见项洁：《数位人文研究与技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5—35页）和项洁等的著作《数位人文在历史学研究的应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后者如日本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会的《電脳中国学：インターネットで広がる漢字の世界》和Jidong Yang（杨继东）的《Approaching pre-modern China through the computer：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sinological research》（http://repository.upenn.edu/library_papers/29/）。

(3)　Henri Cordier（1849—1925），或译考狄、高亨利、考狄埃等。

(4)　Henri Cordier，Pré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Henri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Paul Geuthner），1904－1924，p.8－15.

(5)　[美]赖德烈：《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王庸译；李孝迁：《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6)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7)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24e année，No.4（1880），p.384.

(8)　The East Asiatic Library，Author Index to the Bibliotheca Sinica of Henri Cordier，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1954.

(9)　Yuan T’ung-Li，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1958.

(10)　Bibliotheca Sinica 2.0，http://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

(11)　参见http://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about/。本文中关于Bibliotheca Sinica 2.0的基本介绍均据此，不再另注。

(12)　参见http://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references/。

(13)　East Asiatic Library，Author index to the Bibliotheca Sinica of Henri Cordi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1954.Hartmut Walravens，Name Index to Henri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1924：uhe Standard Bibliography on Traditional China，Otto Harrassowitz，2013.

(14)　现在通过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网站可以下载到该书的电子版，并且可以检索，颇为便捷。

(15) “Bibliotehca Sinica，”China Review，Vol.7，No.5（1879），p.340.

(16)　“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全文数据库”和“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一样，都是“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子库。

(1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182页。

(18)　参见拙作《网络资源对学术研究和专名翻译的作用——以汉学史和汉学专名翻译为例》，即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