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菩萨造像：漂洋过海令人翘首期待的归来

1994年7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蝉冠菩萨像突然不翼而飞。此后几年间杳无音信。

直至1999年12月，两封信函几乎同时揭示了蝉冠菩萨像的迷踪。一封是托名北京大学中国著名学者宿白先生书写的寄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先生的神秘信件，另一封是来自米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利奥·罗伯特先生的信件。原来蝉冠菩萨像被盗后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花费巨资（1亿日元，约合88万美元) 从英国伦敦的美术商手中购得，并在1997年该馆开馆时正式展出。后经中日协商，同意该石像所有权归还中国，但可在日本MIHO博物馆借展至2007年年底。借展期满后，石像从大阪乘船送返山东。失踪国宝终于回家了。从14年前的神秘被盗到流失海外，再到后来的跨国追索，北魏菩萨造像回归之路充满了曲折与艰难。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一事件背后那蹊跷的传奇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使珍贵文物得以回归祖国的真正功臣呢？

事情还要从1999年的那封神秘的举报信说起。

1999年12月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急匆匆来到位于沙滩老北大红楼的《文物》编辑部，找到《文物》月刊编审李力先生，他第一句话就说：“给你看一件奇怪的东西。”说着拿出一个大信封放在桌上。那是常见的16开黄牛皮纸信封，因经历辗转邮寄，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了。上面用钢笔手写着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字有些稚拙潦草。左上方的收件人地址处写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间收件人名字处写着“杨泓”；右下方寄件人地址处写着“北京市，朗涧团×公寓××室，宿白”。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我国佛教石窟寺考古权威学者，他是杨泓先生的老师，也是《文物》月刊多年的编委和作者。近几十年来，宿先生关于佛教石窟寺考古的文章，都是李力做责任编辑，他对宿白先生的字非常熟悉，也经常去宿先生在北大的家。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信封上的字绝不是宿白先生写的，所署地址和门牌也都不对，不但没写北京大学，而且将先生家住的北大“朗润园”写成“朗涧团”。更奇怪的是，信封右上角邮局挂号邮戳的地址显示，此信并不是寄自北京市内，竟是发自南方——“广州长寿西路”。

再看信封里面，只有一本日本1997年开馆的著名私人博物馆——滋贺县美秀博物馆的藏品展览图录。图录第34～35页刊登一件有巨大莲花头光的石雕菩萨照片，这两页之间夹着三张白纸：一张复印了我们《文物》月刊1983年第7期的封面；一张复印这期刊发的考古简报《山东省博兴出土一批北朝造像》，那是当地新出土的6张北朝晚期（约公元6世纪）石雕佛、菩萨照片；最后一张为白纸，上面只醒目地用中文繁体字由右至左书写两个大字:“国宝（繁体）”。

当时，两位先生感到莫名其妙：为何一封来自广东的邮件，要冒用北大宿白教授的名字呢？日本那家博物馆的展览图录，与1983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石雕菩萨像又有什么关系？邮寄者为什么要把它寄给杨泓先生呢？

作为那篇山东博兴出土造像简报的责任编辑，李力先生很快就找出那期刊物和那篇稿件相关的原始资料。他们仔细分析后发现，美秀博物馆馆藏品图录那件石雕菩萨立像，与图录中夹的第一张复印纸，即《文物》1983年第7期中的一张“青石单身菩萨像”完全相同。这件石像是1976年，山东省博兴县张官大队出土的一处北朝晚期佛教造像窖藏中的一件，造型庄严华美，尤其是腹前一硕大圆凸的“严身轮”珠饰和颈后巨大的同心圆莲花头光极为独特醒目，是过去国内佛教造像中罕见的。两位先生由此做出了初步判断：

1.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并展出的那件石雕菩萨像，与我国山东省博兴县1976年出土，即1983年《文物》中发表的一件石雕菩萨像是同一件东西；

2.这件文物已经流失海外，现藏日本美秀博物馆；

3.有人发现了这件事，用这种特殊方式通报了这一信息，意在提醒你们的“国宝”已流失海外。(www.xing528.com)

根据这些判断，两位先生决定先与山东方面联系，了解这批造像的保存现状。山东省博兴县文物管理所的这件菩萨像，果然已于1994年丢失。李、杨两位先生商量后，决定带着这封“神秘来信”和有关材料到北大去见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接过图录，第一眼就看出:“哎呀，这菩萨头上戴的还是蝉冠呢!”仔细一看，果然在菩萨所戴花冠的正前方，雕饰着一只形态极为写实的“蝉”。这种蝉冠原是南北朝时贵族的冠饰，考古发现中多见报道。李力先生立刻想到博兴的近邻青州，1996年出土并轰动海内外的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中，也出土了一件戴蝉冠的6世纪东魏菩萨像。宿白先生仔细看了材料后说，包括这件蝉冠菩萨在内的这批博兴造像，从时代到题材，从造型风格到雕塑技法，都表现出与青州造像极为相似的神韵和风采。它们应是属于同一历史时代，同一地域系列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宿白先生的叮嘱下，他们迅速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并向山东方面寄送了相关材料。

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巫鸿教授听说了此事，他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看了这些材料后很有信心地说，既然这件东西在《文物》正式发表过，而且刊登了图像，又有准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就是有了它原属国家和地区的确凿证据，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完全有可能追索回来。2000年4月，经巫鸿先生介绍，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驻京首席记者康锐(Erlk. Eckholm)登门采访了杨泓先生。2000年4月20日《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他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长篇报道，详细追踪了这一事件的始末，还就此事采访了山东博兴县文博部门、日本美秀博物馆以及转卖此造像的英国伦敦某文物商人。山东博兴方面的回答是，该菩萨像于1976年在当地出土，一直保存在县文管所，1994年7月4日深夜被窃，至今下落不明。当看到美秀博物馆图录所刊照片，他们马上认定这正是丢失的那件文物。美秀博物馆的解释是，此石雕菩萨是该馆1995年10月从伦敦一位名叫Eskenazi的文物商人处购得，但他们认为现在尚不能证实其与山东博兴丢失的石像为同一件东西，并表示即使它确是1994年被盗的中国文物，也不会将其无偿还给中国，因为他们“已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藏品的来源可靠，而且我们购买此像并不出于恶意(所谓善意持有，指不知情的买者)”。但同时博物馆负责人也表示，愿意同中方协商解决可能引发的纠纷。至于转卖此像的英国伦敦文物商人Eskenazi，在以传真件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菩萨像是购自伦敦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展览馆，但他拒绝透露该展览馆的名字。《纽约时报》还援引中国有关官员的话说，目前中国内地文物被盗到海外，通常是先走私到香港，被制造出一些合法的假身份后再转给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商人、画廊和拍卖行。《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按照1970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应保证归还被证明是被盗窃的文物，如果一件文物197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它的国家以外，“那么一个有尊严的博物馆就不能购买它”。《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媒体都做了转载，多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呼吁加强对古代艺术品的保护，同时敦促中日双方协商解决好文物的归属问题。这就使得美秀博物馆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

美秀博物馆，是由日本战后新兴宗教团体神慈秀明会的会主小山美秀子女士亲手创立。馆舍设计者正是最有名的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明。凭借强劲的经济实力，馆内收藏了大量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

当得知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石像是被盗物，美秀博物馆当然很紧张，他们在2000年2月就曾派人到山东博兴，直接找到《文物》发表该出土简报的作者，邀请他和县里的几位官员到日本访问。2000年8月，当情况已日见明朗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当面向神慈秀明会会长小山弘子女士（已故小山美秀子的女儿），表明了我国家文物局的严正立场：凡是有确凿证据被证明是非法走私和盗窃的中国文物，我国政府都将依照法律及有关公约进行追索。而这件被盗中国文物的“确凿证据”，正是1983年第7期《文物》月刊发表的简报和图片。

毕竟，美秀博物馆是一家“体面和有尊严”的博物馆，在经过与中国方面长达8个月的磋商谈判后，最终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返还中国，中方则借鉴以往印度和美国解决印度被盗文物归属的解决办法，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决定石像可以在美秀博物馆借展6年。2001年4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秀博物馆就此事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日方承诺自当年算起，在2007年年底将这尊稀世珍宝无偿归还给中国。2007年3—5月，为了答谢美秀博物馆无偿赠还菩萨像的诚意，山东省文化厅专门在美秀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中国山东省佛教美术”的展览。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蝉冠菩萨像终于回到故乡，入藏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美秀博物馆结下了良缘，按照先前签订的赠还协议，蝉冠菩萨像此后每5年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美秀博物馆

只要了解本文所记事件的前后经过，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件国宝得以回归，最重要的“推手”，正是1999年给中国学者写信的那位“神秘举报人”，是他将《文物》十几年前发表的一件出土造像，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联系起来，并挑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要做这件事情，难度真的非常大。20年前的《文物》月刊，几乎没有彩图，黑白照片的质量也不高，那件菩萨像的黑白照与同时出土的多件石像照片排在一起，一点也不突出。另外，美秀博物馆1997年开馆，到1999年该像东窗事发，一般中国人去得还很少，曾有国内几位非佛教文物方面的专家被邀去过，也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在1999年刚收到那封神秘来信时，杨泓等先生就根据笔迹和书写方式判断，这位投书人是一位特殊的知情者，很可能是一位日本人，还应该是一位中国佛教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就是这一领域的同行学者也完全可能。因为他显然很了解宿白、杨泓两先生间的师生关系，以及他们在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和美术考古方面的重要身份和地位。正是他的准确提示，让中方有了这件“国宝”文物身份的“确凿证据”，也让美秀博物馆这个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藏家难有回旋之余地。

但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这位神秘的举报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