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往往在不经意间,考古发现尤其具有偶然性。现在人们一提起银雀山,就会想到竹简,想到竹简,就想到了那被解开的千古之谜。谁能想象到,这批竹简的出土,不仅惊动了当地驻军来看护守卫,更惊动了周总理,特批专列护送这批竹简。
1972年,山东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这里有两座小山岗东西相望,东侧的叫银雀山,西侧的叫金雀山,两山成犄角之势拱卫着临沂城。4月10日,地基挖到距离地表两米左右时,一座古墓雏形逐渐显露。于是,卫生局向临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报告。当地文物部门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察看,他们本以为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型墓葬,于是跟工程方商定,尽快完成考古发掘,让建筑工地复工。
发掘时发现墓葬被大水淹没,不断有陪葬品被发现。当年曾参加了银雀山考古工作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回忆说:“这个(指墓)泥非常的黏,我们工作时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得起来,当时很多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宝贝,有的人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4月14日,是值得铭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破解千古之谜的汉简问世了。参加挖掘工作的杨殿旭、刘心健等人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了竹简。
据参与当时挖掘工作的人员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他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他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的字样,他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
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同时上报山东省文物部门。山东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博物馆有关专家来指导考古发掘。
临沂军分区得知发现竹简的消息后,立即派一个班的战士前来协助,昼夜值班,保护现场。战士们并不知道,他们看守的古墓将对中国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他们更不知道这座小山和这座古墓带来的秘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没有彻底说完。
一 、二号墓发掘现场
这座开始挖掘的墓被编号为“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后被称作一号墓)。被发现的汉墓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墓长314厘米、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棺内放置的人体尸骨已经腐朽,在棺内发现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有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更为重要的是,墓葬里还有大量的带字的竹简。不久,在一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了二号汉墓。4月20日下午,两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www.xing528.com)
两座墓葬都有积水,竹简出土时,由于浸泡在淤泥中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连缀竹简的编绳朽断无存,竹简皆已散乱失次,有的简体甚至和墓穴中的污泥粘连在一起,残损严重,急需得到科学有效地清理和保护。竹简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整理时稍有不慎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烂泥。所以,考古专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洗去了水锈,显出字迹。
由于长期浸泡在泥水中,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竹简散乱,表面呈深褐色。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用墨书写的字迹,除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很清晰。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40余字。
竹简整理现场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组经过慎重研究,向国家文物局求援,决定“汉竹简立即送北京处理”。
1972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山东博物馆和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对这批竹简展开了全面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整理组先对竹简进行药液脱色处理,使字迹更加清晰,然后拍照、编号,经无菌处理后放入玻璃管中密封保存。后又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
1974年5月,历时两年的竹简整理工作宣告结束。6月7日,中国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报道。
破译工作完成后,周总理亲自批示调拨专列将这批竹简运回山东,入藏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划拨专款,在馆内单独为这批竹简建起一座三层小楼,被当时的博物馆人称作“竹简楼”。竹简楼墙体坚厚,抗震能力强,冬可保温,夏可隔热,楼内分设有竹简库房和实验室。1998年,竹简被迁至条件全面提升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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