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颂组青铜器的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诸多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都曾对此有所论及。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将颂鼎定为共王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和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将颂器定为懿王器。白川静《金文通释》将颂鼎归为孝王器。刘启益《西周纪年》将颂器定为厉王时期。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和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都将颂器定为宣王时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称《简本》）中采用的也是宣王说，这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近年来李学勤和张懋镕还论述了颂器为幽王器的可能。
以上学者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然仔细观之，其推论的依据，多是仅仅从铭文所记内容出发的，才会导致一件器物的年代从共王三年到幽王三年跨度达140余年的局面。对有铭青铜器的年代，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铭文的内容，而应从器物造型、纹饰特征、铭文内容、金文字体等方面综合考虑。
我们以颂簋为例，对颂器的年代稍作分析。
颂簋的窃曲纹和横沟条纹
颂簋的耳
颂簋造型最显著的特点是有盖，体侧有双耳，腹下圈足，圈足下有三足。这种造型已经不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圈足簋，而是在圈足的下部增加三个足，抬高器身，使圈足悬空，同时圈足下的小足与双耳相互呼应，形成五点配置。三足较矮，上有兽头，兽头贴附于圈足上，下有象鼻状的外卷足。这是西周中晚期最典型的青铜簋的形制。
颂簋的主体纹饰是器盖与器身口沿部位的窃曲纹。
“窃曲”一词出自《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这句话对窃曲纹寓意的表述虽有失偏颇，但对纹饰形状的描述却也恰当，后来研究铜器的学者便把那些以抽象画线为主而构成的纹饰称为窃曲纹。
窃曲纹始见于西周中期，并一直盛行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仍有所见。所谓窃曲纹，实际上是由动物纹样演变出来的，其来源主要有饕餮纹和龙纹。由饕餮纹演变成的窃曲纹，兽目与其他线条互不相连，呈分离状，是由早期的分解状饕餮纹演化而来。由龙纹演变而来的窃曲纹，兽目都在线条之中，相互连属。(www.xing528.com)
颂簋的窃曲纹属龙纹的变体，以中间的目纹为中心，目纹周围纹饰较密，两端分叉，整体呈横“S”形。器盖与器身的窃曲纹均为8组，相邻两组之间以突起的扉棱相间隔，前后正中的扉棱较粗壮，腹部两侧由于有双耳，所以省略了扉棱，器盖对应的位置也未做扉棱。这种形状的窃曲纹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器盖捉手内的卷体龙纹并不多见，但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龙纹风格迥异，龙首极为抽象，龙身环绕于龙首的周围。器盖与器腹上的瓦纹，又称平行沟纹或横条纹，瓦纹凹槽内素地，没有其他纹饰，这也是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的装饰纹样。
铭文内容是判定颂簋年代的关键所在。由于“颂”“尹氏”和“虢生”这几位人物都不见于史籍，因此我们无法将金文内容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20世纪60年代，唐兰提出了西周铜器断代的“康宫”原则，即凡金文中出现“康宫”的，其时代必定在康王之后，这一原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颂簋铭中有“王在周康昭宫”，则这件器物也应做于昭王以后，但这样的时代范围相对于器型和纹饰所反映的西周中晚期的特征来说还是过于宽泛了。
颂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年初发现的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铜器，且件件有铭文，总字数近4000字，其中逨盘记述了文王—武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厉王的西周王世，并把时王称作“天子”，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的周王世系完全相合，那逨盘所记的这位“天子”就应是宣王，同时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也应属宣王时期，尤其是四十三年逨鼎更成为目前所见西周纪年最晚的标准器。在四十三年逨鼎的铭文中，也出现了“皇考龚叔”这一与颂器铭文中相同的人名，显示出逨与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记述的是逨司职虞林，因治理林泽山川有功而受到周王的册封赏赐，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册命逨的时间、地点、担任典礼司仪的官员以及册封赏赐的具体内容。除了出现与颂簋铭文中相同的“皇考龚叔”这一人名，四十三年逨鼎的铭文与颂簋无论是内容还是行文风格都非常相似。
此外，杨家村所出的单五父壶与颂壶无论是形制、纹饰以及文字风格和行文格式也都非常接近，因此，逨与颂为一家兄弟的可能性极大。如此，则颂器与四十三年逨鼎的年代不会相差太远。颂簋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这里的“三年”只有两种可能，即宣王三年和幽王三年。如为宣王三年，则颂“官司成周贾廿家”时要比逨“司四方虞林”时早40年，不但兄弟之间年龄相差如此悬殊于常理不合，便是颂与逨的父亲“龚叔”在约60岁时仍能得子也悖于常理。那么颂簋就只剩下幽王三年的可能。据《简本》，宣王在位46年，则幽王三年距宣王四十三年仅相差6年，这样的推论就合理得多了。《简本》推定幽王三年为公元前779年，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公元前779年五月辛亥朔，甲戌在其后24日，符合既死霸的条件。
从文字风格来看，颂簋的铭文书写规范，笔势匀称，字迹隽秀，纵横成行，普遍做长方形，字体大小相近，似有意求工，笔道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总体显得庄重肃穆，这也是旧称西周晚期“玉箸体”金文的特征。颂簋上的这种铭文是金文最成熟的形态，是西周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它和商代晚期到西周前期那种字的大小常不相同、起笔收笔多尖锐出锋、笔画转折处多做方折的所谓“波磔体”的青铜器铭文有了明显的区别。其中“王”字三横粗细一致，“其”字头上两笔斜杀，“宝”字头笔画圆润，“贝”字下部封口，是西周晚期金文独有的时代特点，而“公”“叔”“尊”“赐”“首”等字也表现出西周后期的字体特征，并显现出向小篆过渡的迹象。另外，颂簋中的“颂”的字边“公”“命”“宝”“尊”等字的写法与逨鼎如出一辙，也是颂器与逨器年代相近的证据。
所以，从器物造型、纹饰特征、铭文内容、金文字体等综合判断，颂簋与颂器的年代定在西周幽王三年为宜。当然我们把颂器定在幽王世的关键依据是与四十三年逨鼎相同的铭文“皇考龚叔”，如果二者仅仅是巧合重名，即颂和逨不是同父之兄弟，那么颂器也有做于宣王三年的可能。宣王三年即公元前825年，五月戊申朔，甲戌为第27日，同样符合既死霸的要求。
本篇撰稿人：李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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