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记史：用途明确、完整记录

北京东城区有一条著名的街道——簋街，堪称北京的餐饮一条街。它东起东直门立交桥，西到交道口东大街。一公里多长的大街上，150多家商业店铺中餐饮服务业就占90%，餐厅密度之大在京城恐怕难以找出第二家。

而东直门立交桥旁矗立的高大青铜器仿制品——伯簋，见证着簋街那辉煌的灯火，穿梭的食客。

簋，成了这条繁华街道的代名词。

西周时期，簋和鼎一样，既是实用器又是重要礼器。祭祀和宴飨时，簋以偶数和鼎配合使用，使用者身份高低不同，使用数量也不一样。文献记载当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古人宴飨时席地而坐，簋就放在席上，里面装着黍(大黄米)稷(小米)稻粱等食物，供人们从簋里取着吃。从湖北盘龙城的考古资料看，簋在商代前期开始出现，有无耳和双耳两式，无耳簋形状像碗，下有较高的圈足，出现时间比双耳簋要早一些。西周前期，簋的式样增多，新出现了方座簋、四耳簋、四足簋、高圈足簋。西周中后期，弇口、鼓腹、圈足下另加三个小足的双耳带盖簋成了簋的主流。这种簋的装饰比较程式化，一般是器口及盖缘各饰一周相同的纹饰，器腹及盖面饰瓦纹，三足上端多做兽头形，下部呈象鼻状外卷，颂簋便属这一类型。

颂簋器盖对铭152字，完整记述了颂接受周王册命的时间地点、册命的仪式、任命的官职、赏赐的物品，以及册命仪式完成后所做的事和祝愿词，完整反映了西周王室册命官员的礼仪制度，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较为少见，与《周礼》所记基本吻合，是我们研究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青铜铭文之史料价值“足抵《尚书》一篇”。

西周的青铜器，不仅铭文的字数多，而且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西周青铜器最有价值的地方。

例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营建成周；康王时的小盂鼎，记对鬼方的征伐；昭王时期的作册夨令簋，记南征伐楚；另有记奴隶买卖的恭王时期的曶鼎(晚清毁于兵火，仅存铭文拓本)，记法律诉讼的夷、厉时期的亻朕匜，记土地转让的厉王时期的散氏盘，记伐猃狁(古匈奴)的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而铭文字数最多的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毛公之事，是一篇完整的册命。

无耳簋、双耳簋、利簋(方座簋)

乳钉四耳簋、伯簋(四足簋)　、火龙纹高圈足簋(www.xing528.com)

颂簋的铭文经众多学者考证，已可完整释读：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庭。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监司新造贾，用宫御。赐汝玄衣黹纯，赤市朱黄，銮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觐璋。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宝尊簋，用追孝，祈康□纯祐，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无疆，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为：

周王三年五月甲戌这一天，周王在周的京城康昭宫。清晨，周王来到太室就位，宰弘陪同颂进门站立在中廷，史官之长尹氏授王的命书。周王呼史官虢生册命颂。周王亲自任命颂在成周洛阳担任职务，大概是宫廷负责杂务的执事官，主管监造新宫，或认为是掌管仓库。任命的同时，还赐给他带花边的黑色丝质礼服、赤红色的围腰、拴着红丝带的玉璜，以及旗帜和马具等。颂向天子行跪拜大礼，并献上玉璋表示感谢，事后铸造了颂簋、颂鼎和颂壶，用来祭祀亡父龚叔和亡母龚姒。

铭文中“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意思是感怀天子的美德，它和末尾“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词句，常见于周代的青铜器上。

在我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铭刻有“颂”事迹的并不少见，因其器形庄重、纹饰精美、铭文字体隽秀且内容丰富，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里简略讲述关于颂壶的一个小故事。

传世的颂壶有两件，无论是器型、纹饰、大小，还是铭文均相同。铭文与颂鼎铭相同，唯将“鼎”易为“壶”，器铭在腹内。一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盖俱全。清代其始终密藏在热河行宫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整理热河行宫藏器时才被发现，编入《武英殿彝器图录》，原为承德避暑山庄旧藏。一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仅存壶身，原为黄县丁寿侨旧藏，其来源颇富戏剧性。丁寿侨（1884—1947），字鲁臣，号铁生，是黄县丁氏“西悦来”的掌门人。起初颂壶被原主人送到“西悦来”典当时，本想重新赎回，但多年一直未来赎当，掌柜的清理旧账时交给东家，丁寿侨并未在意，把它放在客厅里盛废纸。后来丁寿侨请同出黄县丁氏的清末民国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丁佛言吃饭，被丁佛言发现，才引起丁寿侨的重视，收藏起来。此事传出后，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1940年，黄县伪县长徐荫田听说丁家有此宝器，便预谋巧取豪夺。他先花言巧语地与丁寿侨之子丁心佛结拜为兄弟，并委以县署秘书之职，随后又以借器传拓为名带回家，借而不还。徐荫田将此器送与日本人以示讨好，日本人携带此器回国时被青岛海关截获，后辗转到胶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新中国成立后由山东博物馆收藏，1959年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壶盖，原为赵之琛、钱水西、莫远湖旧藏，在清代金石著录中多有记载，现在下落不明，不知与丁鲁臣旧藏壶身是否同属一件。

目前可以确定的传世颂器有3列鼎、6簋、2壶，1盘，以及1件尚未出现的匜。由于颂器出土较早，在出土后的流传过程中有可能逸失，同时也存在尚有部分颂器依然深埋地下的可能，所以有不断被发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