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珍藏：后人慷慨捐赠国家

颂簋，据传清中叶出土于陕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

嘉庆十九年（1814），时年仅21岁的刘喜海（1793—1853）慧眼识珠，从北京一家古董商店重金购得颂簋，送回山东老家珍藏，并编入《清爱堂彝器款识》。

刘喜海，山东诸城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他，家学亦颇有渊源。曾祖刘统勋乾隆年间累官至刑部尚书及军机大臣，是乾隆皇帝的肱股之臣。统勋之子、喜海伯祖刘墉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在民间享有清官盛誉，成为历史上与包公、海瑞齐名的三大清官之一。刘墉之弟刘堪早亡，堪子刘镮之由刘墉抚教成人，富收藏，精鉴赏，官至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刘喜海即为镮之之子，历官福建汀洲太守、陕西延榆道、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

诸城刘氏在清代盛极一时，名臣辈出，乾隆皇帝在赠赐刘墉的诗中曾称誉其家族为“海岱高门第”。和仕途上的官阶相比，刘喜海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在收藏方面的成就，他是清代道、咸年间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家。

刘喜海一生收藏宏富、精品辈出，以钱币为最，又兼及青铜、碑帖、封泥、古籍等，他收藏的铜器有父丁方鼎、鱼父癸方鼎、宋公鼎、善鼎、季屖簋、广作父己簋、迟盨、曼龚父盨、伯车父簠、且癸爵、父戊爵、史父辛爵、旅父乙爵等，其中4件编钟邢仁钟、兮仲钟、纪侯钟、虢叔旅钟后来被陈介祺所得，成为陈氏“十钟山房”所藏11件商周编钟的主要来源。

在收藏之外，刘喜海还注重研究成果的结集出版，其所补编《古泉汇考》是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嘉惠后世泉学研究；《三巴金石苑》是巴蜀地区历代金石图文并蓄之开山之作，此外还有《古泉苑》《海东金石苑》《长安获古编》等金石著作。

刘喜海在铜器收藏方面的喜好甚至影响了铜器收藏观念的转变，据与刘喜海同时期的金石学家鲍康记载，关中地区铜器出土甚多，人们最初“只以花纹色泽及完好者是珍也”，自刘喜海至陕西为官后，“晓以文字多者为贵，虽残缺亦无伤”，人们开始珍视有铭文的青铜器，苏兆年、苏亿年二兄弟即受到刘喜海的影响，“重演百舍，求之荒村古冢”，终于发现了铭文长达497字、迄今所见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重器毛公鼎。(www.xing528.com)

以一人之喜好转变整个收藏之风气，足见刘喜海在当时金石收藏与研究中的地位。

刘喜海去世后，家中藏品随即星散，颂簋转归山东布政使李山农。清代的布政使，官阶为从二品，是各省级别最高的文职官员。由于身居高位，又喜金石，李山农遂成为当时的收藏大家之一。所藏青铜器除颂簋外，还有止亚方鼎、旅作父戊鼎、俎子鼎、师雝父鼎、叔多父簠、陈侯作孟姜簠、叔宾父盨、静簋、郑虢仲簋、虢叔旅钟、亚父乙爵、父己爵、父庚爵、中父辛爵、屰且父癸爵等。清光绪年间有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谴责小说《廿载繁华梦》，书中就有对李山农的描写。

大约在清晚期，颂簋归属山东黄县丁氏家族的丁树桢(字干圃，1861—1915)。黄县丁家主营当铺、钱庄，业务广布山东、河北、河南、江浙、关东等多个省市，乾隆年间，成为山东首富。丁氏家族不但经商，仕宦也很成功，更为难得的是丁氏一家热心公益，乐善好施。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黄县知县为加强防务倡办团练，丁树桢慷慨捐银两万三千两。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丁树桢成为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除颂簋外，亚形鹿鼎、谌鼎、三年师兑簋、父戊簋、曾侯簠以及山东博物馆的射妇桑鉴、虢叔旅钟、作宝尊彝鼎，烟台市博物馆的象牙凉席等，都曾是丁树桢的藏品。目前丁氏故居四合院式建筑群尚存243间房屋，虽不及全盛时期2700余间的1/10，但其高耸的院墙、深深的庭院，仍能让人感到恢宏的气势，现已辟为龙口市博物馆，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颂簋的珍贵，以至于后来丁家弟兄分家时，谁都不愿舍弃，于是器身和器盖便分别被兄弟俩收藏。抗战时期，器身入藏胶东古物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1954年山东博物馆建立，颂簋的器身随胶东古物委员会的其他藏品一起入藏山东博物馆。1959年，丁氏家族的后人、住在青岛的张秀琳女士，得知器身已在山东博物馆，遂把簋盖捐献出来，从此器身器盖始成完璧。

这里捎带提一下，传世的颂簋一共有6件。器型、纹饰、大小、铭文均相同，6件颂簋分藏于不同地点：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的颂簋，器盖双全，原为张廷济、沈仲复、端方旧藏；现藏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的颂簋，器盖双全，原为方莲卿、王梦麟、姚显光旧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颂簋，有器无盖，原为刘鹗、冯恕旧藏，1956年由冯氏家族捐献，此器铭文无重文；现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颂簋，仅存盖，原为顾寿康、邹安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颂簋，仅存盖，原为陈介祺、姚显光、刘体智旧藏；另外一件即为现藏山东博物馆的器盖双全的颂簋。

除此之外，还可见到一件器腹和一件器盖的铭文拓片，器物流传不明，亦不知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