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鲁国沿袭中原先进文化,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施政方针,形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的文化传统。受文化影响,鲁国的音乐以礼为核心,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活动规范,主要服务于政治。在鲁国保存了完备的周朝礼乐,凡使用音乐,无论在庙堂祭祀,还是朝中宴飨,都必须演奏清正之音,以至于晋国韩宣子来鲁时,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在国家典礼中任何四夷音乐或民间音乐的使用,其根本目的都是借音乐的社会功能,向他国显示自身政治统治势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周礼忠实的维护者,孔子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会演奏琴、磬、瑟等乐器,也能创作音乐。他所推崇的音乐美学观是强调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应该“尽善尽美”。这是鲁国礼乐文化的特点体现,对中国礼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鲁两国的音乐文化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显示出其不同的特点:齐国以俗乐为主流音乐文化特征和鲁国以礼乐为主体音乐文化特征。具体体现在音乐的功能、内容、历史影响等方面:
首先,从音乐功能上看,反映出齐国以俗乐为主流和鲁国以礼乐为主体的不同音乐文化特征。鲁国更加强调音乐的教育功能,主张用音乐维护等级制度,为统治阶级服务。例如,鲁国享有祭祖先时奏天子礼乐的最高特权,在国家音乐活动中,所用音乐必须是清正之音,从上到下都有严格规定,以至于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仍使韩宣子发出“周礼尽在矣”的感叹。相比,齐国在强调音乐政治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对音乐的娱乐功能。齐国十分重视民俗音乐传统,主张雅俗并重。例如,在齐国的音乐活动中,既包括礼乐的典型代表《韶乐》又包括发达的民间歌唱艺术;既有竽,鼓瑟,筑,琴等独奏乐器,又有编钟、编磬等组成的大型国家器乐合奏。(www.xing528.com)
其次,从音乐内容上看,反映出齐国以俗乐为主流和鲁国以礼乐为主体的不同音乐文化特征。鲁国的音乐以礼乐文化为主,音乐内容的选择更多的考虑教化的因素,比较程式化。鲁国的乐舞大多规模宏大,乐歌词语多晦涩难明,结构程式固定,旋律性、艺术性不明显。相比,齐国的音乐更偏重于民俗性,音乐内容的选择比较灵活广泛,常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齐国的音乐题材多样,结构灵活多变,旋律性、艺术性较强。音乐家师乙曾言:齐人英勇果断,齐风蔚为大观,因此温良而能断之人更适合表演齐国的音乐。鲁人遵规守礼,鲁风平和沉稳,宽而静,柔而心的人更适合表演齐国的音乐。从这段话中,我们已不难发现齐鲁两国音乐的差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看,先秦时期的齐国音乐更适合平民百姓,而鲁国音乐则更适合皇宫贵族。这在目前留存下来的《诗经》作品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诗经》共305首,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主要记录各诸侯国的民间歌曲。《风》中的《齐风》是记载齐地的民歌,无论是《齐风》中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的内容还是作品的数量,都体现出齐国民俗音乐的繁荣。相比,《诗经》中关于鲁国音乐的纪录只有鲁国礼乐中与乐舞相结合的颂歌,称为《鲁颂》。而没有记载鲁国民歌的《鲁风》。《鲁颂》是周天子成王赐给鲁国周公的,具有礼乐文化特点,体现出鲁国音乐的礼乐主体。
最后,从历史影响上看,反映出齐国以俗乐为主体和鲁国以礼乐为主体的不同音乐文化特征。齐鲁两国各有所长,各自为我国音乐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分别受齐鲁两国音乐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孔子和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个较具代表性的音乐家,它们的音乐活动反映出齐鲁两国当时不同的音乐文化倾向,但都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孔子提倡雅乐、古乐,反对郑声,新声,提出音乐要既美且善,要与礼配合达到教化目的。随着孔子到齐鲁各地讲学,他的这种音乐观在当时的齐鲁大地上广为流传,加之孔子在音乐教育上的积极实践,在客观上对西周时期形成的礼乐文化起到了维护巩固作用,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管子的音乐活动则追求创新性。他在三分损益律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验证了五度相生的乐律学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律计算法,也为我国乐律学研究开创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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