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的建立与鲁国的族源

（一）鲁国的族源

鲁国是姬姓封国，出自周族。

周族相传是黄帝的后裔，最初居住于邰（今陕西武功），始祖名弃。传说弃的母亲姜嫄是有邰氏的女儿，帝喾的元妃，她在出游郊野时，因践踏巨人的脚印而有孕生了弃。姜嫄以为不祥，便把弃扔在陋巷，但经过的牛马皆避而不踩；又准备扔到山林，结果遇上伐木的人；再把他扔在河冰之上，又有鸟用羽翼保护它。姜嫄以为有神灵保护他，于是将弃抱回抚育。因曾三次将他抛弃，所以起名叫弃。弃在儿时，就喜好种植麻、豆。成人之后，更致力于农耕，因地制宜，种植五谷。后被尧任命为农官，教民耕种，号曰后稷。这些传说，反映了周人在后稷时代已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说明周族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

大约在夏朝末期，后稷数代之后的公刘又率周人迁徙到豳（今陕西旬邑）。这里的水源丰富，土地肥美，周人在这里开垦荒地，从事农耕，逐渐兴盛起来。

公刘传九代至古公亶父。因遭到戎狄族的侵逼，古公亶父又率领周人离开豳地，越过漆、沮和梁山，迁到岐山之阳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这里，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开辟土地，营建城邑，设置官吏。这时的周族已经踏上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古公亶父也因其功业，后来被周人追尊为“太王”。

古公亶父传位于幼子季历。早在古公亶父以前，周人与商朝已有联系。季历时，周族仍臣服于商。在商王武乙、文丁时期，季历在商朝的支持下，对邻近的戎狄部落展开了一系列的征伐，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周人的势力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季历也被文丁封为“牧师”，即诸侯之长。此时周已成为商朝西方的强大方国了。

周族势力的发展，引起了它与商朝的矛盾。为了遏制周族的发展，商王文丁杀了季历。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即后来有名的周文王。文王表面上仍臣服于商，暗中却招揽贤才，争取与国，积极发展力量，作着灭商的准备。后来，文王因受到商纣王的怀疑而被囚禁在获里（今河南汤阴北），周人向纣王献上美女、宝马等珍奇之物，博得了纣王的欢心，结果不仅释放了文王，还命文王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并赐予“弓矢斧钺”，表示授予文王征伐诸侯之权。此即所谓的“文王受命”。

文王受命后，乘商纣陷于与东夷族的战争，无暇西顾之机，凭借手中的征伐之权，对商朝西部的方国部落进行了一系列的征伐，先后打败犬戎、密须、耆、邢、崇等国，基本清除了商朝的西部屏障。为了便于继续向东发展，文王在沣水西岸修建起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并把都城迁到这里。在迁都的第二年，文王就去世了。文王在位共50年，据说在他去世时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任命姜尚为师，周公姬旦为辅，在他们的辅佐下，武王加紧了伐商的准备。周公姬旦为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便是他的长子。

（二）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

在周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商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却不断激化，到最后一代国王商纣之时，这些矛盾已发展到顶点。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他的残暴统治之下，平民奴隶，不断反抗；方国诸侯，纷纷叛离；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尽管商纣采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内外的不满和反抗进行镇压，但整个社会更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动荡不安。面对正虎视眈眈的周人，商朝的灭亡已势不可免了。

周武王即位后，将国都迁到沣水东岸的镐（今陕西西安西北），第二年便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检阅军队，进行了一次伐商的演习。据说这次演习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皆说“纣可伐矣”。但武王认为时机尚来成熟，班师而归。此后二年，武王见商朝统治集团的矛盾更为严重，商纣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伐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便亲自率领戎车300乘，虎贲（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及友好邦国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族的军队，从盟津渡过黄河，正式讨伐商纣。

次年正月甲子日清晨，武王率军抵达距纣都朝歌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举行战前誓师。而此时商纣王才得知消息，只好把大批奴隶和战俘也武装起来，拼凑成一支17万人的军队仓促应战。但在牧野之战中，商军皆不愿为纣王卖命，纷纷阵前倒戈。商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城内，自焚而死。牧野之战后，武王在朝歌举行了接受“天命”的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这一年是公元前1046年。(www.xing528.com)

牧野一战，周虽然灭掉商朝，但殷商的势力还远未被彻底消灭，对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如何控制，成为周朝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太师姜尚主张将殷民全部杀掉，召公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周公则提出了既要以武力监视，又要加以笼络的办法。应当说周公的主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殷商遗民的反抗情绪的作用，更有利于周朝的统治。武王采用了周公的建议，把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商都，使其奉守商祀，统率殷民。同时又把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封在武庚周围，以防其反侧，号称“三监”。

周武王在灭商后两年就去世了，因其子成王年幼，由其弟周公旦摄政，辅佐成王。但管叔、蔡叔等人不服，散布流言，称周公欲加害成王，篡夺王位。武庚见周王室内部发生矛盾，便乘机联合“三监”起兵反叛，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十几个方国部族也纷纷响应。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周公表现出卓越政治家的才能。他首先安定了内部，然后亲率大军，举行东征。在平定武庚与“三监”之后，周公继续挥兵东进。在参与叛乱的东方诸国中，薄姑和奄势力最强。据说，周公采纳了辛公甲“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小以劫大”的建议，先征服了许多东夷小国和部族，使奄、薄姑陷于孤立，才将其灭掉。薄姑之君与民人被迁往他地，奄国之君则被迁到薄姑。历经三年苦战，周公终于平定了叛乱。

（三）伯禽封鲁

周朝建立以后，从武王到成王，进行过多次分封。武王分封的对象，一是神农、黄帝、尧、舜、禹等所谓的“先圣王”后裔，其实只是对这些已经服从周朝的国家表示承认而已。二是开国的功臣谋士，对他们的分封，除了是一种对功劳的奖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以“藩屏王室”的作用。

作为在灭商中有巨大功勋的周公自然在首封之列，在灭商的第二年被封在鲁。不过这时的鲁不是在今曲阜一带，而是在今河南鲁山一带。由于当时天下初定，周公需留在王室辅佐武王，不能亲自就封，便有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位鲁国国君。

武王时期的分封，主要在原商朝的统治中心周围和以西地区；统治力量并没有达到原商朝以东的所谓“大东”地区。周公东征胜利后，怎样建立起对东方的有效统治又成为新的重要问题。周公在这一问题上再施展其政治才能，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地处中原的洛水之滨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又称成周），驻军把守，以便于控制东方。二是对原武庚统率下的殷民分而制之，一部分被迁到成周，其余被分赐给商纣的哥哥微子启或其他姬姓诸侯。三是在东方封建诸侯，把“大东”地区直接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鲁国便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改封在曲阜的。

周初，伯禽曾出任王室的大祝之官。周公东征时，伯禽率领其国人参加了这场战争，是周王室的一支强大而可靠的力量。由于周公、伯禽的重要地位和显赫功劳，伯禽受封的仪式十分隆重，得到的赏赐也特别优厚。周成王除了把“少吴之墟”的土地封给他之外，还赐给“大路（涂金的车辆）”、“大旂”、“夏后氏之璜（夏朝的美玉）”、“封父之繁弱（名弓）”和“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遗民氏族。此外还有“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等职官、典籍和礼器。令其他封国更不能与之相比的，是鲁国还被特许享有天子之礼乐。这都说明了王室对鲁国的重视和当时鲁国在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

虽然经过周公东征，“商奄之民”和临近的东夷部族已被打败，但其残余势力并没有甘心降服周朝。所以伯禽刚刚就国，徐戎、淮夷等部族便乘其立足未稳起来反叛。伯禽率军讨伐，在费（今山东鱼台境内）地积聚粮草，构筑工事，举行誓师，严明军纪，平定了这次叛乱。但此后商奄和周围土著部族的反抗仍接连不断，伯禽一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完成建都于曲阜的任务。

（四）炀公徙鲁

鲁公伯禽死后，其子考公酋继立。考公在位四年而亡，由其弟熙继立为君，即鲁炀公。关于炀公的事迹，文献中仅有两条，一条是“炀公徙鲁”，一条是‘筑茅阙门”（据《史记集解》，茅阙门之“茅”又作“第”或“夷”，当以“夷”为正字）。仅据这少许记载，很难明了炀公时代鲁国的形势及其“筑门”“徙鲁”之事。而作于西周时期的《沈子簋》铭文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据郭沫若考证，《沈子簋》的作者名它，是炀公的儿子，因克蔑有功，被封于沈。铭文是他受封后在封邑宗庙昭告炀公的告辞。文中在追述其父功业时，称颂了炀公的“克渊克夷”之功。“渊”，是“奄”的借字，“夷”指其他东夷部族。沈子所克的蔑在与今曲阜毗邻的泗水境内。可知在炀公即位时，曲阜一带的奄、夷等部族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服。经过炀公的努力征讨，才彻底将他们打败。或许正是因为当时年幼之君无力担负起与奄、夷斗争的重任，炀公才继其兄考公而为君的。

经过伯禽、考公、炀公两代三君的努力，鲁国终于在曲阜一带站稳脚跟。正因如此，炀公才得以建都于曲阜而有“徙鲁”之举，并专门筑建“夷阙门”以纪其“克渊克夷”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