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形式的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相关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顺应这一时期特点而兴起的俗乐，逐渐取代了夏商以来礼乐在音乐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以空前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当时的社会音乐生活之中，推动了各种音乐形式的创新和发展。

（一）歌曲艺术的发展

歌唱艺术是古代齐鲁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入乐诗歌总集《诗经》，源于西周的“采风”制度，一直作为西周礼乐教育体制中的通用教本，初由鲁国乐师留存，最终经孔子修订传流于世。《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共305首。其中，与齐鲁地区相关作品有二十五篇，分别是《小雅》中的《大东》，《国风》中的《齐风》11首、《曹风》4篇、《豳风》7篇以及《鲁颂》4篇。从目前《诗经》存诗的内容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两大音乐特色：一是，重章复沓。即指在每章中所用的字句大体相同，然后换掉少数词语反复歌咏。如在《诗经·子矜》中，“青青子矜，悠悠我心……青青子矜，悠悠我思，……”中的“青青……，悠悠……”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诗经》中的音乐性；二是，用韵。《诗经》中的韵分为隔句押韵、句句押韵和奇偶句交叉押韵三种，用韵使得《诗经》朗朗上口，并且能够配着音乐随口唱来，充满了音乐的流动之美。

此外，《孟子·告子下》中有孟姜女哭长城的记载、《战国策·齐策》中有秦王灭齐后齐民高唱《松柏之歌》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的歌曲艺术在题材上更具民俗性，歌曲多取材自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唱出了齐鲁地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心声。人们不仅在婚筵、庆典、节日时唱歌起舞，就连平日劳作、对话有时也以歌代言，表达自己的情绪、愿望、意见和态度，歌曲在演唱场合上更具灵活性。在音乐程式上比较自由，已经突破了庙堂乐歌之类的节律限制，旋律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

声乐艺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声乐理论的发展。在《乐记·师乙篇》中鲁国乐工师乙与子贡就歌唱方法进行了探讨。师乙认为：“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53]这是关于唱歌气息运用和演唱方法的最早记载。与此同时，齐鲁人好歌的风习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歌手。例如，关于居于齐国西邑高唐的緜驹曾有记载“緜驹处于高唐，齐右善歌。”②因为他特别喜爱唱歌，齐国整个西部地区的人们受其影响也都好歌。

这时期还出现了独特的说唱艺术形式。《成相篇》是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可唱本，被视为中国说唱艺术的开端。《成相篇》的作者荀况，是儒家代表人物。据《史记·荀卿列传》记载：荀子于五十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今山东兰陵）。因此，荀子的音乐思想和作品深受齐国文化的影响。《成相篇》是荀子为宣传其“尚贤”“纳谏”等为君治国之道，借用民间歌谣形式创作的一种类似今日鼓词、快板或莲花落之类的作品。其句法结构每章五句，句有长短，声有高下，读来韵节铿锵，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在表演形式上是用一种叫做“相”的打击乐器打着节奏伴唱。因此被视为我国说唱音乐的开篇之作。

（二）器乐和器乐的发展

从客观上讲，“礼崩乐坏”的局面推动了西周以来民俗乐器的飞速发展。在这一时期，鼓类乐器种类繁多，各种车铃、马铃和狗铃的形制都存在较大的区别。从出土的文物来看，还出现了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乐器，例如笙、芋等簧管类乐器，琴、筝、瑟等弦乐器，等等。从章丘女郎山1号墓出土的乐舞陶俑就是春秋战国齐鲁民俗音乐发展繁盛时期的真实写照。该乐舞陶俑是目前已经出土的，战国文物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乐舞俑文物。在这批出土的陶俑中，共二十六件，其中，女俑十二件，分别为歌唱俑，舞俑，表演俑，观赏俑；有男俑5件以上，均为演奏俑。这些乐俑有的弹琴、有的敲钟、有的击磬、有的槌鼓，给人呈现了鼓乐齐鸣的宏大场面。

由于春秋战国传统的乐悬制度遭到破坏，所以乐器已经脱离了依附于乐舞的节奏伴奏形式，开始以旋律欣赏进入百姓生活。例如，赵国人苏秦将其在齐都的所见所闻记录为：““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54]，从他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乐器已经实现了民俗化，同时，它就像磬、钟这类礼乐器随着旋律型音乐的发展而成编的出现，从大量的山东礼乐器出土实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器在制作工艺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在乐器的造型上还是从乐器的编列、音阶、音色、音准等因素上来看，都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推动礼乐器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三）音乐教育的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导致“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局面的产生，王室开始丧失了对诸侯控制的能力。自西周以来的“学在官府”“政教统一”的统治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逐渐形成了“文化下移”的趋势，民间私学开始逐渐兴盛起来。

最早开始办理私学的就是著名的孔子。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是最为重视文化艺术的。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他遵循历史发展潮流，倡导“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创办私学，广泛招揽学生，专心致力于学生教学相长。孔子尤其注重音乐的教育，并且将音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学科，列为“六艺”的第二位。孔子不但亲自教授音乐，还整理编纂了《诗》《乐》等教材，同时还创作了很多音乐作品，在孔子的弟子中精通六艺多达七十二人，而他本人也十分爱好音乐。晚年时期，即便周游列国在陈国没有食物的时候，仍然“弦歌不衰”。

“孔子是一位具有十足音乐细胞的艺术家”^[55]，孔子在音乐上的造诣和成就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

首先，孔子对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和天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上述史料详细记载了孔子向师襄子学习文王所作的“操”之琴曲的过程，他从音乐的基本要素入手，细细体味音乐表达的情志，最终领悟到乐曲的真谛，令老师都肃然起敬，体现出孔子对音乐的热爱与感受力。孔子的音乐造诣不仅得益于他的音乐天赋，也离不开他对音乐的热情和不懈追求。据《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在齐国闻韶，优美典雅的韶乐竟让孔子如痴如醉，三个月内不知肉味，进而感叹：“音乐的美妙竟然可以到达如此的境地。”据《论语·述而》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史记·孔子世家》“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孔子对歌唱艺术具有浓厚兴趣并且有极高的模仿力。

其次，孔子还将自己对乐的感受融入到教育观中，传达给他的弟子。第一，孔子的乐教观。孔子的乐教观主要体现：一是认为乐才是学习的最终完结。《论语·泰伯》：“人之学，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在这里所提倡的乐并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其实质应该是内心之乐，是人格与性灵，具有提升人们内心修养与思想道德的双重作用。二是认为应该用乐将人们的伦理同心理协调统一。据《论语·八情》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将乐上升到一定政治高度。可见，孔子所认为的乐，实际上是与礼、刑、政同质的治国工具。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孔子在其创办的私学中将诗、书、礼、乐都设置为必修课程教授给学生。三是孔子认为仁、礼、乐三者的关系是仁是核心，礼乐亦十分重要，仅比仁低一级。据《论语·八佾》载“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希望自己的言论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以礼乐治国的思想也蕴含在孔子乐教观之中。例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十分赞赏弟子曾哲的治国方法：“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原因就是曾哲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出礼乐治国原则。

综上可见：孔子把乐作为一项重要课程要人人学习“乐”，人之修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的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特别是音乐教育作出了继往开来的贡献，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