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经过东夷先民对物质和精神的创造与积累，发展到新时期时代中后期时，东夷地区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华文明的重要区域。后来，大汶口文化到岳石文化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夷音乐文化的标志。

（一）大汶口文化中的音乐因素

大汶口文化系派生自北辛文化，绵延两千余载。大量考古发掘表明，大汶口音乐文化的大体形式是以农耕巫术歌舞为基础，兼及图腾、战争巫术歌舞为主体，在诸如均衡、整齐、协调、比例、节奏等规律以及各方面的统一性认识上已有了本质飞跃，并进一步奠定了东夷音乐文化雏形。

在这一时期原始乐舞仍是音乐文化的主体，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凝聚力的加强，农耕巫术歌舞开始与图腾崇拜相融合形成鸟图腾农耕巫术歌舞。鸟图腾崇拜是东夷文化的显著特征。《吕氏春秋·古乐》中葛天氏《玄鸟》之乐^[22]和《帝王世纪》^[23]中少昊制《大渊》之乐的记载以及《山海经》中对鸟图腾“自歌自舞”、“是识歌舞”、“相向婆娑”的叙述，反映出东夷先人对鸟图腾的崇拜以及鸟图腾巫术歌舞在这一时期已具有一定的思维定势。随着大汶口文化不断发展，鸟图腾巫术歌舞、农耕巫术歌舞以及其后产生的战争巫术歌舞在音乐上不断走向成熟。

真正意义上的乐器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截至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音乐文物有陶铃、陶角、陶响器、陶埙等，均发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中，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兖州王因、广饶五村、青州桃园等遗址共计出土陶鼓（土鼓）20件；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铃一件；泰安大汶口遗址、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及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遗址各出土陶号一件；烟台市福山区邱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埙一件；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出土泥质黑陶笛柄杯一件。

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泥质黑陶笛柄杯，是迄今为止山东境内所发掘的距今年代最久远的乐器。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明考证，这是一件文化内涵丰富的极为珍贵的的远古吹奏乐器。“倘若，我们将柄两端的杯部和杯座切除，将其柄部与当今的竹质口笛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形制有所相似。这种近似，当然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杯柄部节棱明显的竹花纹，很可能是先民着意装饰此纹，用以标明，这一形制特殊的杯柄，原是摹拟竹制原始口笛一类的乐器形制而制成的陶质类笛乐器。如分别按堵柄部及柄部底孔，横吹柄部另一镂孔，可以吹奏出四个音高不同的乐音。”^[24]又经山东艺术学院的曲广义教授进行测音证实，其诸音的相对音高分别为＃f3，b3，＃c4，其中由最低音＃f3与其上方四度音b3、五度音＃c4所组成的三音列，相当于后来商五声音阶的re　Sol　la（商、徽、羽）或＃f羽五声音阶的la、re、mi（羽、商、角），这可看作是二种古老的三声音阶，又可看成是某种调式音阶的骨干音。^[25]对于笛柄杯的考证和测音，说明大汶口先人已经掌握了完整三音列，奠定了后来五声体系的形成基础。

这在东夷音乐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www.xing528.com)

（二）龙山、岳石文化中的音乐因素

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汶口文化和商代东夷文化及齐鲁文化的中间环节。此时氏族群体正逐渐瓦解，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原始崇拜也随着人的理性觉醒从图腾崇拜逐渐过渡到英雄崇拜，因此其音乐文化也有着较丰富的时代内容。

首先，这一时期音乐艺术主题开始由对天神的歌颂转向对人杰的歌颂。舜是传说中东夷人的先祖之一，孟子认为其为“东夷之人也”^[26]。他精通音律、能琴善歌。他与其父警瞽叟，基于前代音乐，进行了音乐理论和音乐表演的改革，促进了东夷古乐的发展。

其次，涉及音乐理论，明确了诗、歌、音、律的内涵、各自所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首次勘定了音律。此外，他还对《九招》进行修改，并创作完成了包括《南风歌》《卿云歌》《思亲操》等一批传世乐章。在音乐表演方面，他首先进行了乐器的改良，增加了瑟的弦数从而提高其音乐表现力，同时，他还扩大了乐舞的功能，首次将乐舞用于军事活动。舜的制乐活动表明：龙山文化时代，以舜为代表的东夷鸟图腾音乐文化已有了较高发展，以致“五帝之乐，莫盛于此。”

这一时期乐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声体系的三音列基础已初步显现。前述大汶口时期确立的三音列到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演变为五声体系。原因有二：第一，从泛音角度来说，五度关系是最自然、密切的关系。原始人类对于乐音的追求，使五声体系的形成成为可能。第二，从山西万荣荆村及太原市郊义井村所出陶埙和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土陶埙的比较来看，前者已能吹三个音这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三音列，而后者只能吹出两个小三度音即F3和ba3。时间上的相似性帮助我们推断：在东夷龙山文化时代，五声体系的三音列基础已初步显现。

另外，这一时期乐器的制作和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乐器兼具礼乐的双重功用，为中华礼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目前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看，这一时期山东大地上有些乐器的制作非常精美且具有先进性。例如，青州苏埠屯出土的特罄，是夏商时期中国一种特有的器物。这种器物最早的功用可能并非仅仅是乐器，也是当时部落首领所用的礼器、祭器、重器。后逐渐与青铜乐器的组合使用而组成编罄，成为两周时期代表性礼制乐器。此外，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响器3件；泗水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哨骨哨、陶哨各一件；禹城邢寨汪龙山文化遗址和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埙各一件，它们都兼具乐器和法器双重功用，是承继的连续性和先进性的体现。^[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