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礼乐乐文化及其重要意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礼乐乐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此认识尤甚。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礼乐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王者功成作乐，制定治礼”，“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记·乐记》），统治者看重的是乐对于礼的相辅相成性。礼是保障最高统治者专制地位的手段，乐是为礼的特殊表现形态，成为象征统治阶级权利意识的工具。

正是因为乐与礼的相辅相成特点，所以乐的地位十分重要，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乐师符合礼制的乐，也就是人们所类归为“礼乐”者。这种被人们提升到如此高度的乐，是先秦时代中国礼乐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作为“乐”，即便在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关注到其愉悦性功能的层面，但是从周代开始的礼乐制度，作为在上层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乐”还在于“礼以制乐，乐为礼用”，礼在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社会实现有道无道的重要标志。

若我们对两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不同时期礼乐制度的实施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西周时期，礼乐制度是在宗法观念下诞生的，它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等级化，乐与礼的结合本质上是对乐的约束，它不但抹杀了乐的审美，淡化了乐表现的情感，主要以礼的程式化需要；传球时期为了追随社会发展的脚步，不但要维护旧有的社会秩序，还要追求乐的审美、注重情感需求、注重功能性的呼声骤起，礼乐制度与社会的矛盾得以显现。如此，人们对于礼的阐释上显然在承继西周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东周较之西周时期对礼乐制度的内涵的理论解释上也有相当的不同，对改造之后的礼乐观念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并影响中国文化其后数千载，其源应该是齐鲁之地。齐鲁之地在其时既有改造礼乐观念的社会条件，又有一批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学者，稷下学宫为他们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更因政治、经济的先进性，其音乐文化的实践层面也走在时代的前列；重要的一点即是教育的领先，凡此种种，导致了齐鲁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先进性，其中的许多观念影响中国乐文化数千载。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不安于现状，出现割据的场面，西周的礼乐制度也因此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实力不断发展起来的各国君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希望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诸侯国中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忽略礼制的约束，由此孔夫子才会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悲鸣；从出土的陪葬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人们对待礼的态度，就以金石乐器为例，这种礼制乐器的代表器，从西周时期墓葬中挖掘出来的基本都是具有使用功能的，而之后这种实用器开始向明器（冥器）过渡，这些无疑不在说明诸侯国对于维护周礼的权威虽有心而力不足，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周礼制度逐渐走向灭亡；在当前的这种社会背景下，诸侯国在最强盛的时期，人们开始重新重视“乐”的审美、愉快的功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逐渐形成，这都向我们展示出东周时期音乐文化观念的转变。即便如此，两周时期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先秦时期“乐文化”以礼为中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在探讨齐鲁音乐文化时应该对以上事实加以重视，并且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www.xing528.com)

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后世我国音乐文化思想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音乐思想观念，有相当大的成分出自于齐鲁，由此引发我们关于齐鲁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影响的思考。

东周时期在诸子百家均对“乐”有着浓厚的兴趣，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论述文献。诸子百家论乐绝非附庸风雅，而恰恰说明乐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影响后世两千余载中国音乐文化思想的核心已经显现，中国的音乐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