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的现代化的概念提出

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主旋律，被明确提出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步入了一个追求和平与加速发展的时期，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成为各国发展的主题，在对现代化开展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家逐渐注意到一条从“重物”到“重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线索，即经济的起飞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经济的起飞，一切现代化都谈不上。但是经济起飞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有一个适当的政治结构来保障，而政治的变革首先又要以人的观念变革为前导。

因此，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D．勒纳通过他对中东地区现代化过程的实证研究揭示：“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及让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也即必须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A．英格尔斯和D．史密斯主持了一项大型跨国研究，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发收了六千份个人现代测量问卷，他们在1966年12月发表于《社会测量》（美）杂志上的《综合现代性量表、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比较心理学度量》中首先明确地提出了个人现代化概念。在其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他们的报告逐渐引起愈加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人的现代化的阵营中，其中有影响的如苏兹曼的博士论文《人格现代化》（1973年）、V．卡瓦里斯的《后现代人》（1970年）等等。

大陆学者提出并开展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将中国的社会进程重新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航道。此后，理论界开始了对现代化方方面面问题的研究。据有关资料表明，大陆学者最先明确阐述人的现代化概念和重要性的人之中，李鹏程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个。他早在1980年5月，就在其《四个现代化与人》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是四个现代化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主体位置的确定不移的占有者”、“人是四个现代化的目的的承担者和归宿”，因此“四个现代化是属于人的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它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现实的人即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具体的人的现代化，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现代化，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现代化”。(www.xing528.com)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世人更多的是关注农业、工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人的现代化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形成社会性的重要议题。这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十年改革的成就伟大而显著，但因社会急剧变革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如同很多国家现代化初始阶段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面临人口、爆炸、教育落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治安混乱、分配不公、生态遭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严峻的现实令人深为忧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它不仅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仍然存在着贫困和愚昧，西北地区黄土高坡上的农民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东南地区富庶的农民仍在造坟、修庙、赌博、纳妾，物质的富足并没有解决精神的贫困。中国还存在着数以亿计的文盲，不改变这一落后现状，怎样能够实现现代化？

前十年的改革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教育与精神建设。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现代化，达到人类文明在当代的最高标准和最新成就。我们不仅要有物质的、制度的现代化；更重要的，还要有人的观念和行为的现代化，使全民族的精神素质达到当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文化热、生活方式变革热、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关于新思维和主体论的探讨、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围绕人的现代化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新一轮革新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