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教育本土化”同样具有多元的概念界定，但有一点是基本的，这就是明确意识到任何教育必定是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获得自身的生长与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本土化的合理性根据是什么？大致说来，本土化的主张可能源于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出于情结，一是出于理性。本土化的合理性存在于情结与理性的关系之中。
“情结”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注：《辞海》缩印本第871页。）这里笔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情结”界定为：出于对自我家园的某种眷念和执着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乃至痛苦的情感。具有这种情结的人深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教育国际化的大潮已经涌入，教育不与国际接轨已断不可能，但是，固守自我家园的主观心态又对国际化表现出种种迟疑与冲突。这样，当“本土”与“国际”冲撞时，必须抛弃的难以舍下，必须接受的难以吸纳，内心充满矛盾与抵触。于是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情感，担心教育的国际化不仅会使教育迷失本土教育自我生长的方向，而且会使之远离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成为盲目漂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应该承认，在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中，本土化“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保持教育的民族特色和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动力，如能适当运作，也可能成为有效扼制生活殖民化、地位边陲化的“防火墙”。但是，要特别警惕，这种源于自我忧患的情感，很可能演变为一种感情的本能显现和自发表露，从而将教育导向非合理性。因此，面对本土化的呐喊，必须作出的合理性追究是：教育的本土化到底应当是某种情结的体现，还是一种理性选择？(www.xing528.com)
回答是明确的：教育本土化的实质同样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追求，因而应当也必须是理性把握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教育本土化的理性根据在于：第一，任何本土的教育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特色，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教育必须坚持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但长期自我封闭必然会使本土教育成为国际化的“边陲地带”。第二，本土化同样是一个在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不断生长、不断更新的过程，合理的吸纳只会加速这一过程的完善。第三，在中国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本土理论，并不只应适用于本土的社会与学术，并不只是为边陲社会的“学术自主性”作一种自我封闭式的辩解，而应经由理性的反思，达到一种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
可见，教育本土化的情结与理性具有显而易见的共通性：强调民族特色。同样，教育本土化的情结与理性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前者注重精神家园的情感坚守，后者则更注重对教育的民族性、对教育传统的辩证否定。如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为本土情结所左右，而应当在深厚、健全的民族情感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反思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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