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经验结果综合分析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革命不仅从理论层面撼动了长期以来货币中性论的地位，更为宏观经济调控中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撑，体现在学术界有关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程度的命题一时间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具体影响程度大小为核心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最早还始于伯南克对信贷市场的研究。

伯南克和格特勒(1989)认为在代理成本、企业净资产以及商业波动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11]，为宏观问题打开了微观视角。1992年，伯南克、米什金在对中央银行行为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中^[12]提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借款企业的清偿能力会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1994年，伯南克等基于前期成果，正式将宏观经济频现的“小冲击，大波动”的现象归因并命名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进一步，伯南克通过计量检验论证了上述结论，发现尤其是小企业在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时的产出波动相较大企业更为明显。1998年，伯南克和格特勒等更进一步将金融加速器效应纳入新凯恩斯模型，形成了被称为BGG的分析框架，同时运用美国的数据对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完整揭示了波动效应的全过程。受此启发，查理斯·卡尔斯姆(Charles T Carlstrom)和蒂莫西·富尔斯特(Timothy S Fuerst)于2001年针对货币政策冲击、代理成本以及商业周期的联动性建立模型，同样得出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放大冲击效应。几乎在同时，劳伦斯·克里斯蒂阿诺(Christiano)、马丁·艾兴鲍姆(Martin Eichenbaum)和查尔斯·埃文斯(Charles L.Evans)于2001年以新凯恩斯框架建构CEE模型^[13]，从货币政策冲击角度分析相关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产出的放大效应得到有效检验。福永一郎(2002)则通过对日本企业投资与经济产出的考察发现了同样的波动效应。

类似的结论在欧元区也到了印证。加布里埃尔·费根(Gabriel Fagan)、杰罗姆·亨利(Jerome Henry)和里卡多·梅斯特(Ricardo Mestre)通过建立AWM(Area-Wide Model)模型^[14]，开创性统一并修正了1970年以来的欧元区主要宏观数据，并通过脉冲效应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产生的波动影响。以AWM为基础，弗兰克·斯密茨(Frank Smets)和拉斐尔·沃特斯(Rafael Wouters)2001年考察了欧元区1980年至1998年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15]，并以VAR模型重点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的产出放大效应，所得结论与对美国分析的结论极为相似。2003年，斯密茨和沃特斯运用现代DSGE模型通过对GDP、消费、投资、实际工资、就业率以及名义利率的考察分析各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泰勒规则为约束的货币政策冲击在经验数据上体现出较大的放大效应。由于方法以及数据拟合的优良效果，该范式被定义为SW模型并大量应用于欧洲央行。随后，斯密茨和沃特斯进一步修正DSGE模型^[16]，并将欧洲与美国同时期(1974—2002年)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各自央行的运行机制并不相同，但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放大效应均得到了论证。劳伦斯·克里斯蒂阿诺、罗伯特·莫特(Roberto Motto)和马西莫·罗斯塔格诺(Massimo Rostagno)则回归费雪著名的“债务-通货紧缩”思想，将金融因素融入DSGE模型，考察商业周期的运行规律，通过对欧元区及美国数据的分析，论证了包括货币政策冲击在内的外部环境变化对经济波动的扩散影响，并形成了新的CMR分析框架。

相较而言，中国国内对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绝大部分停留于运用计量方法进行检验，并无基于传导机制及因果逻辑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严格意义上说缺乏实证经济学研究内在一致性。

最早涉足与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相关工具研究的是刘斌。2003年，刘斌通过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模型的比较，揭示DSGE研究框架在预测及模拟货币政策方面的优点，并强调结合具体国情开发自主模型的重要性。

2005年杜清源和龚六堂首次运用DSGE的建模思路，将RBC模型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相结合，重点考察剔除价格黏性等因素后，技术冲击等因素对宏观波动的影响，参数估计运用校准的方法，开辟了国内学者应用DSGE工具研究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先例。

2008年，刘斌则进一步基于中国国情建立了一个嵌入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开发经济DSGE模型，并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参数估计，较为贴切地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放大效应。

其后，国内陆续出现运用DSGE研究方法考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成果。曹永琴(2008)将金融加速器效应运用于新凯恩斯框架，重点考察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不同经济周期中所体现的非对称效应。徐高(2008)通过构建RBC及新凯恩斯框架两种DSGE模型分别考察了在无货币政策冲击及有货币政策冲击条件下，中国经济波动效应的大小。仝冰(2010)以CEE框架为核心考察了货币、利率与资产价格的联动关系，并运用最大似然、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较为完整地演绎了现代DSGE模型的求解过程，并论证并拟合了货币政策冲击效应对经济产出的放大影响。李松华(2010)则集中从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视角构筑DSGE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波动。李霜(2011)通过建立DSGE模型分别从货币政策冲击、价格冲击、信用冲击、石油冲击等多个角度分析经济波动的影响。袁申国等(2011)则进一步探究中国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并比较不同汇率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已有成果，以DSGE模型应用于货币政策冲击的产出效应分析已是大势所趋，但相关研究依然有待完善，关键是如何构建能够符合各国国情特点并具备拟合“精度”的DSGE范式。

【注释】

[1]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1755)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

[2]又称休谟机制。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4]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www.xing528.com)

[5]其父是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苏格兰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定律的发现者。

[6]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7.

[9]这里沿用了1996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在《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Lessons for Monetary Policy》一文中对货币传导渠道的划分，但将汇率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将其从原文的“其他资产渠道”中单独列出，由此形成了四种渠道。

[10]始创于伦敦经济学院的“从一般到特殊”(General to specific)的建模方法最早由萨根(Sargan)提出，1989年被吉尔伯特(Gilbert)命名为LSE方法(见Campos，Ericsson and Hendry，2005)，但因后来其普及得益于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亨得利(Hendry)的大力推广，又被称作Hendry方法。

[11]Bernanke B S，Gertler M.Agency costs，collateral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R].Massachuset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86.

[12]Bernanke B S，Mishkin F.Central bank behavior and the strategy of monetary policy：observations from six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3，1：183-228.

[13]Christiano L J，Eichenbaum M，et al.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shock to monetary policy[R].Massachuset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1.

[14]具体见Fagan等的论文An Area-Wide Model(AWM)for the Euro Area，2010.

[15]Peersman G，Smets F.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Euro area[R].Frankfurt：European Central Bank，2001.

[16]Smets F，Wouters R.Comparing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and euro area business cycles-a bayesian DSGE approach[R].Frankfurt：European Central Bank，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