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对产出效应的争辩及优化

以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 Böhm von Bawerk)、里昂·瓦尔拉斯(Marie-Esprit-Léon Walras)等开创的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为标志，传统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体现在对货币与产出关系的研究上也逐步突破之前货币中性观的单一结论。首先尝试打破坚冰的是瑞典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在其1898年的著作《利息与价格》中，他不仅对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面纱论提出质疑，并且将传统理论相互分割的货币与实体经济融入一个宏观体系，提出“累积过程理论”，即货币经济论。他开创性地将利率分为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两种，并将两者的背离理解为货币对实际产出形成影响的关键：现实经济若出现货币利率小于自然利率的情形，将促使投资增长并超过储蓄，进而引发总需求上升，产出增加；反之亦然。由此推理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非像古典经济学所言仅仅充当交换的媒介，而是对经济产出起着重要的实质影响。尽管维克塞尔依然认为市场具有调节机制最终实现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均衡，但这一思想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固有的两分法，不仅对随后的剑桥学派产生巨大影响，更是被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凯恩斯货币理论的直接来源。

但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利率在实体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货币的购买力》(1911)一书中依然延续了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认为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流通手段，并将首次将其量化提出费雪方程式：MV=PT，或P=MV/T。其中M指一定时期流通中货币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为全社会产品价格，T则表示社会产品交易总量，故又称货币交易方程式。若假定流通速度(V)和交易总量(T)维持恒定，则货币量(M)的变化仅能影响价格(P)，进而推出货币对产出并无任何作用。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货币产出效应问题上也未认同货币经济论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一种交换的媒介，不影响市场供求，并基于货币需求视角将前人的货币数量论进一步扩展：货币价值决定于实物余额与现金余额的比例，并与后者成正比。1917年，亚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货币的价值》一文中将其老师的这个思想定量化，提出了现金余额方程式，又称剑桥方程式：M=k Py。相对于费雪方程式，此处的M为某一时点公众持有的货币存量(现金余额)，y为实际收入，P指价格水平，k则表示公众持有的现金余额占名义收入的比例。就研究对象而言，剑桥方程式更着力从货币持有动机角度刻画了货币需求的决定方式，若将其转化为P=M/ky，则又从货币价值角度揭示出货币供求之间的对应关系。显然在这一理论推演下货币不具备产出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逻辑框架下，货币中性的观点毋庸置疑，直至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重新审视理论的适用性。这其中被赋予西方经济学史变革重任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为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凯恩斯在早期对新古典货币观并无异议，在写《货币论》(1930)时依然将货币视为供求以外的力量。直至1936年，在创作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凯恩斯才在运用比较静态均衡方法构建宏观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对穆勒、马歇尔及庇古的货币中性论提出质疑：“以庇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著作中，庇古教授仍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的差别；像穆勒一样，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和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当代经济思想还是摆脱不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人总要花钱，只是花钱途径不同而已。”^[7]在该书的第十三章，他进一步阐明了货币对产出增长的刺激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把货币这个东西，引入因果关系中，这还是创举。货币数量之变动，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现在我们也已得一瞥。不过，我们由此推论，认为货币是一种饮料，可以刺激经济体系，促其活动。”^[8]而在具体操作时，凯恩斯提出货币政策对利率影响进而作用于产出的刺激效果还要考虑到公众的流动性偏好，以及是否已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这一学说的提出不仅完全打破了以往经济学理论的货币中性观点，而且推翻了百年来西方学者对经济学理论的单一分析方式。在这之后，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延续了凯恩斯理论的思想，并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在内容与方法上进行融合，于1948年出版著作《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在货币产出效应问题上通过“工资-价格机制”框架予以佐证，实为凯恩斯货币非中性观点的延伸。

与萨缪尔森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虽在早期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但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中对凯恩斯货币观予以否定，而是基于货币需求理论对早期的费雪方程式进行拓展，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进而创立货币学派。其货币需求方程为：M/P=F(r，Yp，h，π，u)，其中M/P为真实货币需求，r为资产收益率，Yp为永久性收入，h表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比例，π为预期通货膨胀率，u指公众的偏好等因素。弗里德曼认为在市场产权界定清晰等前提下，实际的货币需求函数较为稳定，对物价波动起关键作用的变量是货币供给，并且从短期看实际产出的变动也受其影响，但如果基于长期角度则对实际产出毫无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实际经济的过程中存在传道及作用时滞等因素，由货币供给量变动产生的扩散影响并非如理论推导般瞬时完成，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如果政府根据所谓需要频繁调节货币供给，可能将产生货币供求的严重错位，反而会扰乱并加剧经济的波动。基于此，弗里德曼建议制定一个稳定的货币增长率及单一规则，以此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外部环境，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延续货币主义传统并进一步发展的是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罗伯特·巴罗(Robert Joseph Barro)、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不仅将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命题重新确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量化的数学方程诠释“理性预期”范畴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创立了理性预期学派。该理论认为，在市场出清的前提下，公众充分理性可以根据需要获取信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进行决策，因而任何政策调节在个体的理性预期下都将被抵消。实质上，理性预期命题是将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进一步严格化，以较为极端的约束条件结合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来重塑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内核理念，尤其体现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作用上。任何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均没有影响，只有在短期某些未被预期的货币调节才可能影响实际产出。

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在该时期的蓬勃发展相对应，凯恩斯思想的追随者并没有停滞不前。以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同时，吸收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动态数量化的分析方法，以全新视角提出了市场非出清、价格及工资黏性等命题，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了紧密联系实际且微观研究方法科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时代。在核心假设范畴上，新凯恩斯学派认同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功能，但进行理论演绎时需要将来自现实经济中的价格黏性、各种冲击、政策时滞、菜单成本等一系列问题融入均衡分析的模型中重新审视，以体现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性。正是基于此，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解释货币对产出的短期影响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假如货币供应量减少，价格由于黏性作用的影响无法迅速做出调整，市场将出现一定时期的非出清状态，导致需求降低产出减少，反之亦然。但长期而言，经济运行过程并不具有规则且无法预言，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节是失效的。

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数百年历史，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人们对货币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尤其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命题上尚未达成统一的结论，但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在短期对产出的影响已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