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西方文明历史，有关货币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代以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代表的先哲们就从社会哲学思想对货币与产出的关系提出过论述(分别见于《理想国》《政治学》)，认为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主要承担的是“等价”的作用，并根据创造价值与否初步划分出物—物、物品—货币—物品，货币—物品—货币等几种不同的交换形式，可视为西方货币经济理论的早期思想来源。进入近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重商主义、重农学派都基于各自角度对国家的货币观提出一些观点，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货币现象则始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在《献给英明人士》(1691)一书中指出“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其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果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以此揭开了古典经济学对货币产出效应研究的序幕。
与配第强调的货币交换性定位不同，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在《商业经济概论》(1703)一书中指出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完全取决于是那些人持有货币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货币。同样他也并不认同货币数量与产出之间必然的同比例变动关系。
1752年，古典货币理论迎来了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巨匠大卫·休谟(David Hume)基于因果逻辑推理方法首次完整系统论述了“物价-现金流动机制(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2]，认为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并不真正创造价值，货币总量的变化长期看只会影响物价水平，并不影响实际产出，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内在的循环机制。该论述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至今依然可视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认同货币交换媒介功能定位的还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1776)中他明确提及“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3]在斯密看来，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只是工具，不是社会收入本身。(www.xing528.com)
进入18世纪后，自由市场几乎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803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指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是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换另一种货物。”[4]他认为市场具有自发的力量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供求均衡，货币在其中的作用并不起到促进产出增长的职能。
将该观点进一步拓展的是英国社会科学巨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5]。1848年穆勒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明：“总之，在社会经济中，货币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无意义的；它的意义之在于它具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它是一种使人办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没有它，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较为不便。它像其他许多机械一样，只是在发生故障时，才会发生它自己的显着而独特的响。”[6]货币面纱论(Veil of money)由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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