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移民的状况及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影响

移民研究并不是单纯的时空变化，人口增减，如果将“移民”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常态问题，动态考察移民过程，可以更加全面、整体地认识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1950 — 1966年的各种流移过程及移民社会与文化的建构，是在一个动态的不同社会发展脉络的历史时空下进行的，移民的动态不仅体现在迁移过程中，他们的适应、定居、生存、发展也是个不断变迁的历程，而且人口的持续迁移与自然增长往往同时进行，湖南人初步实现定居、繁衍后代的时期，武汉人正处在迁移的阶段。历史发展不是单线进行的，不同移民群体各自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边疆、西双版纳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通过对多个移民群体的研究能够反映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人口流动；通过对典型小群体的细致研究，能够反映类似小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弄清一个由无数小群体构成的整体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因此，移民研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

集中全国力量发展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垦荒运动都是共和国十七年历史的主音符，由此带来的人口迁移当然频繁且规模宏大，正因为如此，同一时期云南的情况常常不为研究者们注意，但这恰恰是共和国十七年云南移民研究的意义所在。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迁移的历程来看，1950 — 1966年的云南移民状况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历史上，限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人口相对较少，自然增长缓慢，有较大的移民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气候、交通和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关系，内地移民进入云南比较困难，所以古代进入云南的移民几乎都是由中央王朝或封建政权有目的地组织迁入的。近代以来，随着内地和沿海地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逐渐形成了人们为谋生而“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而地处西南的云南始终没有出现过人口自发迁入的潮流。^[3]所以，1950 — 1966年新疆、黑龙江等地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受到当时“支援边疆建设”的影响，更是“闯关东”“走西口”自发移民潮惯性存在的结果。相比之下，省际人口自发迁入极少的云南，更具有共和国计划移民的特征。西双版纳作为一个1953年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之前一直以独立状态存在的“小王国”，更是“支边”移民历史的典型地区，研究共和国十七年的边疆移民，研究共和国边疆社会的变迁，不能忽视云南，无法脱离对西双版纳的研究。

共和国十七年的云南边疆移民，西双版纳“支边”移民研究，对于当前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有启发性的现实意义。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两起事件都受到境外分裂势力指使，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对边疆的稳定产生了影响。相较之下，1950年以来的云南边疆社会稳定，并未发生大的民族间冲突和突发事件。2009年8月缅甸果敢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中方人员、商铺遭受财产损失，局势紧张，但邻近的云南边境地区并未受到消极影响，并未引发纷乱，而是为拥入的边民难民提供了有秩序的、很好的帮助和安置。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西南部，以云南为主的边境地带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现实。

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移民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西双版纳湖南与武汉“支边”移民，并不是特例，这样的移民广泛地存在于云南边疆，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中对云南的移民无疑是成功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边疆移民的立足点应该在于“建设”，在于不断缩小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差距的一体化进程。如果只谈“开发”，而没有对未来发展建设的思考，必然带来各种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拉大东西部差距，并最终影响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1950 — 1966年间“支边”移民的广度、深度，移民的素质的确促进了边疆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加深了边疆和内地的联系。如今，那个独立性很强的西双版纳自治“小王国”已经不复存在，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瓦解了封建领主制经济，“支边”移民带来了如今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橡胶；新的财贸系统也是新税收制度建立的象征，那些收购粮食、茶叶的武汉移民，作为国家粮食、商业、贸易部门的工作人员，代表着国家控制的力量。“支边”和“援内”的互动，形成了新的地缘社会，加速了边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支边”和“援内”就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体现。(www.xing528.com)

【注释】

[1]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3]这并不是说没有自发流入云南的人口，而是说没有形成像“走西口”“闯关东”那样规模的自发移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