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家，人口的迁移是在国家制度、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强有力保障下实施的，制度的变迁、政策的变化不断作用于迁移活动，这就与雷文斯坦“迁移法则”等理论将经济因素作为引发人口迁移运动的主导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共和国十七年的人口迁移是“有计划的强制移民”，这类移民的迁移、发展历程、心理变迁就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人口自由迁徙制度下的移民不同，所以开展在海外移民研究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移民活动是怎样变化的，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同样值得我们去全面、深刻地研究。
近年来，《闯关东》《走西口》等以移民为主题的热播电视连续剧，因其刻画了普通民众的传奇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当然，历史研究不是编写或杜撰传奇，但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生活中，其实蕴藏着无限的精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移民研究就不仅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位置变化，不仅是迁移原因、数量、类型、分布、影响等整体的、结构化的问题，而是人的研究，是生活经历、个体生命、心态变迁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微观世界，宏观与微观、制度与生活、文化与心态都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人口迁移活动的纷繁复杂，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运用是移民研究的一大难题。中国历史上移民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材料的限制，1840年以前的移民研究只能依靠各种文献，而古籍中的记载并不完全且极不平衡，出现研究成果集中在某几个朝代，而其他阶段无人涉及的“一边倒”现象。近现代的移民问题，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了更为精确和详细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这大大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但有关人口迁移的统计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文献和数据，仍然难以向世人展现那种丰富多彩、气势恢宏的移民历史。(www.xing528.com)
下面我们就将宏观叙事与微观过程相结合，将从上往下的视角与由小见大的方法融会贯通，从不同的切入点审视历史，在尝试弄清1950 — 1966年边疆移民背景、数量、类型、状况的同时，深入十七年移民的云南区域研究及西双版纳湖南人和武汉人的个案，不但在文献数据的资料上力求穷尽，而且对至今健在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进行访谈，这是新的尝试，在方法上有了突破，在材料上也就更为丰富、生动和真实。不只强调从下往上或从上往下看历史，而是将二者的互动过程客观地展现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移民生活的林林总总、边疆历史的形形色色，有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面孔。
古代或近代的移民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不可再现，仅凭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文献，许多研究只能是“推测”的结果。而那些西双版纳的湖南人、武汉人，活生生地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他们的历史不仅本身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而且对于历史移民的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例如“改土归流”之后，儒家文化在滇川黔交界的彝族地区传播，促成了这一地区社会生活的普遍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当地彝族开始“改汉姓，说汉语”[2] ，这种变化的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西双版纳勐捧农场的少数民族职工尤其是
尼人，逐渐改变了那种父子连名的起名方式，开始给自己的后辈用汉姓，父亲叫“×康”“×沙”或“×白”的，给孩子起名时用“康”“沙”“白”为姓，此后就延续下去不再改变，这是比较方便的；还有一些人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和汉姓搭不上界，比如“×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重新找一个汉姓为孩子命名，而且通常会选“李”“张”等大姓；有的人给孩子同时起
尼名和汉名，比如汉名为“康艳”、
尼名叫“劳通”；有的给女孩用汉名，男孩用
尼名，一个叫“李阳”的女孩，她的两个哥哥分别叫“白干”和“白迁”；最干脆的是就不用
尼名了，一位张姓
尼女子，还坚持认为他们祖辈就是姓张的，这些都是笔者见过的真实情况。其他如历代军屯制度及移民、边疆移民的原因和类型、边疆社会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移民社会的变迁等等方面，当今移民社会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鉴古知今，因为我们总是在前辈创造和遗留下来的历史中生活，也正因为历史的这种延续性，所以“知今”又何尝不能“鉴古”，明白当下，何尝不能够看到过去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