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6年中国边疆移民与《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印证

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有政权的统一与分裂，也有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但不论政权分合、民族差异都不能改变其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整体性。共和国十七年的移民历史就体现了这种整体性，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有许多普遍的特征，例如人口成规模集体迁移，以计划型指令性迁移为主，与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布局相关，边疆移民成为大趋势等。

方国瑜先生同时指出：在中国领域之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各族都有具体情况，因此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突出的。从共和国十七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移民的具体情况来看，各地移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而带有不同的特点。1950 — 1966年的云南移民，就有很多独特之处，一方面是在内地省份和沿海城市精简城镇人口、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大量社会青年无法安置的时期，云南各行各业却存在基本从业人员不足，且本省劳动力无法解决需求的状况。另一方面，共和国十七年的云南移民与其他边疆地区的人口迁移也不尽相同，独具特色：东北、西北农垦以军队建制建立，云南农垦却走了一条“非军垦之路”；与东北和西北边疆轰轰烈烈的人口迁移相比，云南的工农业移民是相对较少的，但是，迁入云南的移民却包罗了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

方国瑜先生进一步指出：不平衡是整体之下的不平衡，独特性并不能掩盖整体性，仅仅比较个性特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考察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1950 — 1966年中的人口迁移受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而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使其区别于共和国其他阶段的人口迁移，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串联式，而又短暂的边疆移民，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经商务工自流人口。边疆移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这些边疆移民可以用“支援边疆建设”一词来形容和概括，“支边”是普遍现象，但是“支援边疆”大旗下的历次人口迁移都各自不同，不同区域的“支边”人群也很不一样；而当我们去认真深入地分析这些现象与不同，总结个性与特征的时候，就会发现“支边”的背后隐含着“援内”的意义和本质，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十七年共和国史的整体，“支边”和“援内”就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互动最终带来了边疆和内地各方面的交流融合，并产生持续性的影响。(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适用于古代中国，也适用于近现代中国，适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