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社会的形成与西双版纳地域特征相互关联

“西双版纳人”不仅仅是一个群体，还代表着一个地域社会，因为“社会和个人原是整体的东西，不过两方面的表示和看法而已。个人的思想行为，无一不含着社会的成分，欲知社会或团体本质，必须了解社会或个人的举止、行动和态度，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存，社会没有个人，也不得谓之社会，因此研究社会脱不了个人，研究个人也脱不了社会，社会和个人是二而一的整体”^[61]。在西双版纳地域范围内，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必然带有地域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也意味着地缘社会的形成。

首先，人们在生产与生计方面有相似的从业领域。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西双版纳州15岁及15岁以上的在业人数有432 003人，占15岁以上人数的79.16%，分为10个行业门类：农、林、牧、副、水利业364 662人，占在业人员的84.41%；工业13 086人，占3.03%；地质普查和勘探业219人，占0.05%；建筑业6958人，占1.61%；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5109人，占1.18%；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10 787人，占2.5%；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1803人，占0.42%；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2279人，占0.5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7371人，占1.7%；科学研究及综合技术服务事业2202人，占3.78%。^[62]

从业人数最多的为农、林、牧、副、水利业。西双版纳农业历史悠久，农作物以水稻、甘蔗、茶叶为骨干；在林业中，橡胶北移栽种的成功，使其成为西双版纳最大的产业之一，“云南的植胶面积现已达300万亩，西双版纳占200万亩，1999年产干胶13.75万吨”^[63]。相应的就有大量人口直接从事农业、橡胶生产或在与之相关的加工、运输等行业领域内谋生，如制胶厂、糖厂、茶厂、粮油食品加工厂的工人；以拉胶、运米、送茶等使本地货品流通的汽车驾驶员等。西双版纳农垦“以橡胶为基础产业。景洪、东风、勐捧3场是全国最大的橡胶生产企业，勐满、勐腊、橄榄坝、勐醒、勐养5场也都以植胶为主，黎明大渡岗2场部分植胶”^[64]。不论国营农场怎样自成一体，农垦是存在于西双版纳地域社会之中的，所以农场的经济生产也对西双版纳社会产生影响，当地民营橡胶发展很快，到1989年，西双版纳“民营橡胶已达54万亩（当时农垦为75万亩），农垦植胶面积与民营橡胶面积之比为100∶78”^[65]。除了给予各种物质支持，国营农场也派出技术人员指导示范民营橡胶操作，还为各乡（镇）派驻专人负责联系指导，不仅传授了橡胶种植技术，双方也交流了人才，一些派出的技术指导人员，在工作交往中被各族干部群众接纳，应邀留在地方政府工作，农场职工与当地民族共同利用自然条件，创造性地开发生产。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中，包括了国营商业的从业者及个体经营者。边贸和外贸是西双版纳商业的特色之一，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既有外贸进出口关系，又有边境贸易往来。旅游业也是西双版纳经济发展的支柱，为此应运而生了为旅游业服务的旅行社、宾馆、酒店及运输等行业。

这些生计方式，不仅使移民改变了职业，当地民族也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改变行为生活方式，所以不论外来还是世居，人们的这些生计方式是相互联系又不断变化的：当地民族一般依靠自家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或者种植经济作物；家中剩余的劳动力间或从事边贸，有的在各类工厂或旅游服务业中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进入西双版纳的移民及其后裔中很多是农场职工，其余的人也不外乎以上几种谋生方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也有意投资购地或种植经济作物。自流入西双版纳务工经商者，为生计四处奔走，或在集市开铺，时间久了就讨个当地人为妻，等到有了儿女之后，为了子孙今后的生计也就购置些田地。购置了土地的人不一定自己从事生产劳动，一家人买了橡胶地后，或者因为割胶辛苦，或者因为技术不好，他们便会雇人割胶，雇佣的劳力大部分来自云南内地农村的人口，这样更多的外地人口到西双版纳务工，加入西双版纳社会，不断融入西双版纳人群体中来。在这种求生存的过程中，人们相互交往，从表3-1来看，各行业中各民族的从业人数是比较均衡的，除了如建筑业等少数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行业外，较少有某一行业从业人员以某一民族为主的情况。

表3-1　1990年西双版纳民族行业人口状况简表^[66]

无论是来自内地的移民还是当地民族，都只能根据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当下的社会发展作出选择，从发展的经历、从事的职业或求生的路子来说，橡胶产业、旅游业、境外贸易等是西双版纳经济的地域特征，而不再是农场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别。

其次，地缘社会中不同来源群体相互交流的结果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习俗领域，在西双版纳这个共同的地域范围内，外来人口和当地民族，“农场人”和“老百姓”共同生产生活，习俗濡染、文化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逐渐趋于融合。(www.xing528.com)

在吃穿住用等生活习惯方面，不论来自何处，西双版纳的常住或定居人口，在语言、居住、饮食、婚葬、娱乐等多方面都发生改变或出现添加。这一方面反映了近距离交往的深入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正常民间交往中得以伸展的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自愿性。

移民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原有文化进行某种保护，但由于处于被包围的特殊环境，当地文化从四面八方渗透，无论是否愿意，是否抗拒，或迟或早，或深或浅，他们不断从对当地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的不适应，向乐居其土，改造并接受当地风俗的方向转变。“我们来到这里还是有点感觉彻底地脱胎换骨了”，Hsz初到景洪的三年中，水土不服，“腿一直流脓水，仿佛硬要三年才能适应这里”；退休后她想在武汉过一次春节，“结果到了十一月份我的皮肤已经受不了在武汉的那种干燥，我已经是在景洪的这种皮肤了，那个裂的这个口子啊！一条一条啊！会渗血……已经不能够适应那里的了。到了十一月底了，我还是熬不过，还是回来了，本来二月份就可以过春节了，我还是跑回来了，想在家过个春节都过不了”^[67] 。如今的西双版纳湖南人在生活习惯上，一方面保存了湖南文化的若干特质，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边疆文化的若干方式，受着双重文化的陶冶。上文提到的A先生一家，一桌年夜饭通常是各种菜式并举：有杨氏拿手的湖南“焙肉”，也有小女婿做的“苦菜喃咪”，还可能有儿女们跟知青学的菜式……这种“大杂烩”是“农场人”的文化融合，也是向着“西双版纳人”转变的表现。虽然祖籍在内地，虽然是汉族，但当有外地的朋友到来时，这些汉族移民或移民后裔也会带他们到傣族餐馆，因为“这是本地特色嘛！”

在语言方面，移民家庭成员互相交流时仍然使用家乡话，文化交融和婚姻关系使进入这些家庭中的云南汉族或少数民族也能融入其中交流。不过，西双版纳湖南人或武汉人使用的家乡话和传统方言已有很大差异，即使是第一代移民，经过多年在西双版纳的生活，回家探亲时“已经是尽量讲得地道了，讲了几句人家就听出来，说‘你不是这里的吧？是出去哪里回来的？’”^[68]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加上学校教育、广播电视的普及，也使大量的汉语词汇进入到哈尼语、傣语词汇当中，有的还成了日常用语。现代的少数民族碰到一起用汉语或略杂哈尼语交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有意用民族语言交流，也难免夹杂许多平时说惯了的汉语词汇，有的意思则只能用汉语词汇才能表达清楚。经常接触别族的少数民族青年汉语流利，少带或完全不带本民族口音，有的只能听懂一些日常用语，一些人已不会讲本民族语言。语言上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出现了“版纳话”。西双版纳通用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不过带有西双版纳地域口音。这种口音，与傣族、哈尼族等说汉语的口音有关，是民族融合在语音上的反映。在工作场所、学校、市场等公共空间，无论移民或移民后裔、当地少数民族都以这种“版纳话”作为沟通的媒介。

从内容的变化来看，一种文化习俗从接触到被吸收，往往要经历一些中间形态，或过渡环节。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双版纳普通中农以下居住的均为简陋茅草屋；从60年代起，富裕起来的傣族农民开始建盖干栏式瓦顶木结构楼房；80年代起基诺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布朗族等山区民族建砖瓦木结构平房，瑶族建木结构楼房；90年代公路沿线傣族居民开始建钢混结构楼房，有的还用瓷砖贴面装修；^[69]如今也有少数傣族盖住平顶楼房；带有民族特色的竹席、篾桌也进入边疆汉族的生活中。人们的宗教热忱往往并不专一于某一宗教、某一神灵，而是兼收并蓄，寻求众多神灵的帮助与保佑，西双版纳的汉族为保平安、求财运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拴线”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而在实际生活中，汉族人喜欢参与傣历新年的泼水、赶摆等活动，部分少数民族过某些汉族的节日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双版纳还出现了许多汉傣、汉“夷”^[70]混合的产物，例如现代的冷饮店中也制作柠檬冰凉粉、舂黄瓜等少数民族传统食品。

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是不同来源的人群在西双版纳地域范围内，在共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影响下，相互融合所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习俗，被吸收的速度不同，大致说来，物质文化融合得快，非物质文化，如宗教、伦理、价值等的融合要慢些。食物、生产生活用具等物质文化是工具性的，不为从属问题所困扰，容易在各种类型的人群间共享。有的少数民族依旧居住在传统的房屋中，但却把各种现代家居用品先行搬进竹楼里享受；同样，各类民族服饰做工精巧，样式独特，移民们也竞相模仿。而在婚俗、冠笄等仪式文化或观念文化领域，由于涉及深层的民族心理和民族道统因素，变化比较迟缓。

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西双版纳人群体尚未完全形成，但从这些职业或生活习惯方面的相似性已经表现着他们更深层的群体特征。西双版纳湖南移民，群体迁入，群体变迁，他们经历了“湖南人—湖南移民—湖南籍农场人”的变化，他们的子孙正在向着“湘裔西双版纳人”变迁。如果仅仅单独看西双版纳武汉移民，他们是“去群体”性的，这是从来自武汉这个“群体”来说的，但是如果跳出来看，这批武汉人是“支边”移民的一部分，他们与共和国十七年中的边疆移民是有同一性的；更进一步说从他们迁入边疆开始，就处于一个不断地融入当地社会，向地域人群转变的状态中；他们不成“武汉人”群体，但却属于“支边”群体，正向着“版纳人”群体转变。

融合不会停止，群体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可以预见的是地缘社会正逐渐形成，“版纳人”群体处于人口增长、规模扩大的趋势之中。20世纪的外来移民经过迁移与适应，最终实现定居，他们的子孙继续变迁发展，不断朝着居其地、有其产、守其职、子孙承袭并向世居的西双版纳人的方向转变，尽管祖先是湖南人或武汉人，但他们与今天在湖南生活的湖南人，在武汉过日子的武汉人完全不同，在他们身上你看到的一定是“版纳味”，他们终将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真正成为版纳社会的一分子。总之“地有变迁，人有移徙，昔日桑田，今日沧海，今日的主人，昨日的远客，又岂能一一的作真实确尽的辨认？”^[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