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迁移过程和个体的经历来说，本书在第二章中提及的两个移民群体“湖南人”和“武汉人”，他们原本没有太多的联系，在共同经历了“支边”这样的历史事件之后，却在西双版纳碰了面，作为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个“一起”既是说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同一个地方，也可以概括他们怎样从不同的群体逐渐向同一个群体——西双版纳人——变迁的过程。
“西双版纳人”，不单指版纳傣族或其他某一民族，而是指自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以来，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在这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生产的人们，经过各方面交往和融合而成的新群体，这是以地域划分的人群。“西双版纳人”群体来源于“湖南人”“农场人”“武汉人”“老傣族”“
尼人”……但对于群体外的人来说，他们都是“版纳人”，就像无论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云南人，到了国外统统都是“中国人”。
群体内部来源不同人群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以每一个来源的人群为主都可以理出一条变迁的线索，每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都形成一些看法，部分地接受对方，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湖南人”“武汉人”最初到来时，无论从哪一方面，与西双版纳的世居民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人们在同一地域内生活，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接触，不仅有学会傣语的李某，做鞋子到村寨卖的杨氏[50]，也有下乡参加各种工作组，和老百姓“三同”的武汉财贸支边人员。“我原来搞农村工作基本上是走路，从这个地方走到勐宋最高的峰我是去过，这边从整糯坝走到普文，走老的茶马古道，我们都走过”；“我们去傣族家、布朗族家、
尼族家，大部分是傣族家。当时国家也在强调‘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文化大革命’前后又加了一个‘同学习’，学毛著了嘛！”[51] 还有主动和这些“武汉人”“湖南人”打老庚、认干亲的本地民族。[52]湖南移民到来时，当地少数民族都几乎不会汉语，而是一些像李某这样的人，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而武汉移民迁入后，在他们下乡工作期间，版纳村寨里的年轻人已经都会说汉语了，“老的不会说，年轻的都会说，像你（笔者）这个年龄好多都会说”[53] 。移民到来后，与当地民族交错杂居，缩短了相互接触的距离，增加了交往的渠道与频率，使族际互动处于直接、充分和全面的状态。
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是移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种联系比较容易理解。这里要突出的是，不但外来移民和本地民族之间相互认识、熟悉、评价，就是移民和移民之间也在不断经历种种交往和融合。这个问题放在移民社会——农场中来看就很直观，前文曾经对湖南移民和“知识青年”之间的关系做过一些介绍，二者作为不同类型的群体，带有不同的特征，彼此也有对对方的看法和观念。同样作为农场职工，湖南籍的、墨江籍的、镇沅籍的、少数民族的工人，都是这样在互相接触中，逐步了解和认识对方的。
农场虽然是一个较为自成体系的居民社会，但其中的人也要与外界接触，也对“地方上”有自己的看法；在“地方”工作和生活的武汉人同样对湖南人、知识青年、农场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尽管今天并没有多少人知道1966年这批财贸支边武汉移民，但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中却很有影响。一位上海女知青到农场一段时间后，被培训为学校的教师，而在上岗之前，负责对她们进行简单培训的就是之前“支边”的那些武汉移民中的高中生，因为他们来得早，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学龄儿童的情况；[54]景洪的Wjm谈到他在冷库上班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生活非常苦，农场还没得肉吃！环境所迫！……当时我在冷库，因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冷库卖肉，一个月才卖一天两天最多三天肉。……他们（农场的知识青年）没得肉票噻！人家不发给他们，就找关系开后门拿”[55] 。(www.xing528.com)
在“地方”社会，不同来源的移民同样因各种原因产生各种方式的联系：一部分武汉青年学生到达昆明的时候，“还碰到四川来了一批（学生）了，他们穿的是统一发的服装，蓝色的棉服了嘛！到农垦的。我们高头写着的是‘六六支边财贸人员’，服装么是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各种材料”[56] 。这刚好与材料
的描述相符：“1965年12月16日，四川知识青年2000人和武汉财贸支边职工 2600人，第一批人员到达昆明。”那些负责运送移民的卡车司机，就是武汉人最早接触的当地居民，也是最早从他们那里得知当地的一些概况的，“那个（西盟）县城听他们介绍说很小，有一个球场，背到高面打篮球，球滚下去，找一天才找得上来，我们就不想去了”，“那里（武汉）根本没有听说这些，到这里才听讲”，“那些驾驶员无形当中透露的消息……他们说澜沧那些地方比较艰苦，山区多，思茅地区勐海这个地方比较好，云南的产粮大县”。[57] Rmd则因为在粮食局负责卖粮，“所以老景洪人我基本认得，当时大家都缺粮，每个月他们都要跟我见面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可以提前两天卖下个月的粮，到月头的时候买米都是比较拥挤的”[58]；云南腹里地区的山区农民，特别是邻近思茅地区的镇沅、墨江等地，也有不少人自发流入西双版纳并定居下来，笔者访谈的几位武汉男性移民，最后的配偶都是这类移民的后代。[59]
还有一些是间接的联系，比如为接待修筑道路的工役制队伍，云南“鉴于过去我省曾有迎接湖南支边移民及归国华侨移入等工作的经验，拟请农垦局及侨务处派有接待经验的人员协助接待办公室工作”[60] ，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不同来源的移民也会有一些相同的经历。
以上只是具体的一些小事例，实际交往的层次、深度和广度都要复杂得多，总之，移民迁入后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当地人面对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也要不断调整社会关系，在包括居住格局、学习、工作、娱乐，乃至个人自发的社会交往等等多线条交织的联系过程中，“西双版纳人”群体正在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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