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离开的家乡和家的定义

家对中国人的意义甚为重要，由家进而有了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有了“离土不离乡”“落叶归根”等浓重的乡土情结，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自己身份及归属的认同，那么对于那些经过迁移，并且变化了常居地的移民来说，“家”“家乡”是怎样的概念呢？移民的家乡是很难定性的，从他们开始迁徙的那一刻起，“家”及其含义就不断发生变化，不断被附加了新的意义。研究海外华人移民的学者提出：对华人移民而言，“祖先的家”“情感的家”和“功能的家”构成了“家”的三个基本维度。^[46] 对1950 — 1966年的中国国内边疆移民来说，“家”也同样存在这种意义的分裂和多层次现象。

首先，移民的家乡首先来源于祖籍地这个参照对象。20世纪60年代，以“支援边疆”名义进入西双版纳的湖南或者武汉移民，是离开家乡到边疆参加建设的，边疆不是家乡。所以，从西双版纳湖南移民和武汉移民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诸多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在迁入初期都经历过一个比较集中的迁返阶段，在这个阶段“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那个迁移以前一直生活居住的地方，包括1963年以前的湖南移民“返乡潮”，以及武汉移民成立的“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等，这些以返回迁出地为目的的行动，是他们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移民们的这种迁返的努力持续了很长时间，只不过在迁入初期显得比较剧烈和集中而已，即使最初的返乡潮流过去后，一旦有合适机会，很多人还是会迂回地做出各种选择和判断，为返回原籍作准备，为今后落叶归根打基础。本书在前文中谈到湖南移民向农场人转变时，曾列举了A先生子女的婚姻，其中B4的婚姻实际是西双版纳湖南人这种返乡心态的反映：1981年A的妻子杨氏和另一户家在农场的亲戚各自带着女儿回乡探亲，“想把她们嫁回湖南去”，“先不都是想湖南想家啊！嫁一个到湖南去，我就可以回去嘛”。这个找对象的过程持续到1983年，最后直到1985年B4嫁回了湖南。^[47]

但是，当最初的返乡热潮过去后，大部分的移民最终定居生活下来，他们通过对传统社会组织原则和文化传统的创造性借用以及对集体记忆的选择性营造，来平复对家乡的怀念和迁移带来的心理焦虑。例如，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西双版纳湖南移民努力照搬了湖南乡村文化仪式，不仅组织了负责婚丧嫁娶时吹拉弹唱的小乐队，还包括筵席的菜式、礼仪的程序等。一些传统的实行，受到地域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就用其他的方式来体现此类意义，这就是所谓“创造性借用”，并且对于迁移的意义，选择性地营造了“毛泽东故乡的亲人”这样的集体记忆。

在经历了漫长的边疆岁月之后，故乡原籍逐渐地远离他们的生活，“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回家的愿望很强烈。越到后来么，越来越淡了”；“尤其是成了家以后”；“成了家，在当地找了对象……”^[48] 他们对家乡的概念，变得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其他移民有所区别又相互纠缠：那在时空上都相对遥远的原籍仍然是他们思念的“老家”“故地”“祖籍地”，但是他们的家庭、工作单位、至亲、好友，都不在那个遥远的家乡而是植于如今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迁入地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移民已具有了不完整的“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移民对“家”的参照，更来自迁入当地的社会，迁移的经历和移民身上的移出地特征在同当地人群的反观中更具有了特殊性和差异性。(www.xing528.com)

对移民后代来说，父辈的“家乡”也许仍然是他们观念上的“家乡”，这个家乡却又如此抽象，大多数人没有到过父辈的原居地，或者仅只是随父母“探亲”过一段时间，那个“家乡”的许多东西，是他们感到陌生的，离他们的生活太远太远。他们中有的人仍把自己当作“湖南人”或“武汉人”，可是他们身上却少有这些地域人群的特征，对于父辈的“家乡”，他们没有实际生活的经历与感情，最多只是走马观花的好奇与游历。对移民后代来说，原籍的“家乡”，只有在精神的层次上，才是和自己的父辈相提并论的概念，因为那并不是他们离开的地方和旅途的起点，而只是内地文化的代表和祖先的家园。甚至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多的移民后裔，连对父辈原籍地那种“家乡”想象的感情也没有了。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来源和对家乡的想象，很多实实在在的当地人仍然称他们为“小湖南”“小武汉”。

所以，不论移民或移民后裔，同一个人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或事件时具有不同的身份概念；不同的人因为个体经历的差异，对同一个事件或对象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在面对当地人的时候他们会自我定位为“版纳的湖南人”，或者“版纳的武汉人”，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原籍的特殊身份；在面对来自异地的游客、商贾、官员、研究者等其他各类人士时，他们又可能持一种“湘裔版纳人”或“武汉裔版纳人”的观念，这个时候他们应对的出发点是以本地人自居的；而且在那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移民面前，他们还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支边”身份，以凸显不同。“家”对他们来说也变得有些不确定和模棱两可，他们的身份是晃动的、流变的，在使用这些概念自我定位时许多人有一种举棋不定、自相矛盾的心理，在“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上，所有这些不同的向度，交织一起，纠缠不休。

既然“家”的概念正变得日益分化和难以确定，那么，移民还有“家”可言吗？可以确定的是，当移民离开最初的生活环境开始迁移，他们就不可能再回到原处，而对原居地“家”的怀念与想象，成为他们重要的寄托，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实在的、具体的、可以触摸的“家”。迁移之后，他们需要对自我身份作出新的阐释和理解，移居地对他们来说是“新家”，同时又是“不完整的家”，或者是“部分的家”，他们“既在此，又不在此”^[49] 。“我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他人认为我是谁”……这一系列对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追问，是他们自己难以诉说和弄清，别人也无从体会和理解的问题。

在目前的学界研究中，历史学家、民族学者、社会工作者、心理专家等都已经认识到并十分重视关心民众生活和观念等问题，以上也是这些心态的确实且不完全的反映。同时，人们的这些自觉观念和心态，却通常不为他们自己所认知，大多数真正置身于历史中的民众不期望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被记录下来，他们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任何高深的意义。他们只是遵循着自己的生活，甚至不愿意谈论自己，我们只有从那些只言片语的描述中，去捕捉、去感受那些确实存在又无法确切言说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