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实现自我价值的认同

移民不单单是人口空间的移动，还关涉到人们的“心理移动”，怎样看待和形容自身的经历和历史，实际上代表着他们对自身的评价，其中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许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但反映的却是人们的真实心态和观念。

移民不单单是人口空间的移动，还关涉到人们的“心理移动”，怎样看待和形容自身的经历和历史，实际上代表着他们对自身的评价，其中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许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反映的却是人们的真实心态和观念。

（一）我们因谁而来？

不论移民们在面对迁移时持何种心态，迁移总是代表了一种变动，人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明显或微妙的心理变化，会产生不同的感情和观念去适应这些变动和变化。在对西双版纳湖南人和武汉人的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对自己为何到云南，到西双版纳来，除了文件和众所周知的那些主要原因外，他们还将自己的迁移与伟人联系起来。

1960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运动”中迁移云南的西双版纳湖南人，是农垦系统的“橡胶移民”。有关他们迁移的具体原因和来龙去脉，在中篇中已有专节论述，“农垦”和“橡胶”是这次迁移的两个关键词，与20世纪60年代西双版纳湖南移民的迁移命运相连的历史人物，非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莫属。

但事实上，湖南移民更多的是将自己的迁移与国家主席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也许是他们自己做出的，更有可能是在动员迁移时作为政治宣传提出的，因为他们是“毛主席故乡的亲人”，这是在移民迁移过程中反复出现在欢迎标语中的口号。^[24]这种宣传进而衍生成为具有一定版本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后来甚至成为文本被记录下来，例如：

1960年湖南省醴陵市、祁东县、祁阳县的……支边人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屯垦戍边、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的号召，高唱着“祖国号召一声唤，千军万马支援边疆”的战歌，奔赴边疆……50年代中期，植物学家蔡希陶考察了版纳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说：西双版纳是块宝地，但缺少人才、劳动力。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地说：“我家乡人很多，可调一些去支边，开发边疆”。数万湖南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到了大地秀丽似锦、植物五彩缤纷、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的西双版纳。受到了当地政府、兄弟民族的热烈欢迎。民族群众打着象脚鼓、敲着芒锣、高呼着：“共产党门秘（万岁）、门门秘（万万岁），毛主席门秘、门门秘”的口号，欢迎来自毛主席故乡的湖南籍支边人员。^[25]

这类情节和那些真实的细节（例如移民迁出的具体县名）混同在一起，形成故事文本之后，又为更多的人，乃至非湖南移民所接受。例如财贸支边到勐海的Hyc就曾说过：

他们更早（指湖南人比武汉人到西双版纳更早），这个背景我也清楚，湖南人到边疆的背景，说起来这个既是史实，又跟伟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号召阿！因为当时呢，西双版纳要发展橡胶，知道吧？这是国家非常紧缺的一个战略物资。当然这个史实不知道证实过没有，在中央高层，毛泽东提出来我家乡人多，让他们去支援边疆。^[26]

西双版纳的湖南移民，作为全国“支边”运动的一部分，规模很大，关于他们的情况也就有影响得多。相较之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财贸支边的武汉移民比较不引人注意，也没有类似“毛主席故乡的亲人”、“我家乡人多”，这样广为流传和深入人心的故事。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对自己的迁移没有特别的想法，不代表他们不能构建自己的历史。相反，因为他们的不成群体，每个人对自己的历史都有不同的思考，仅列举其中一例为说明。

这位建构自己群体历史的人叫Rmd，到西双版纳“支边”之前，他是武汉的一个社会青年，没有固定的工作，打过几年工。1965年云南到武汉招工，他就报名到云南来了，一开始被分配到景洪粮食局，后来又经历过一些单位的调动，最后在运政所退休。

Rmd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想法很多，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喜欢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和自己的看法，对当地社会的现状和自己的机遇也有颇多意见和不满。大概是在退休后的某一天，Rmd闲来无事到书店逛逛，随手翻翻书，也许他平时就喜欢有关大事件、大人物的书籍，那天看到一本关于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的纪念文集，便驻足浏览起来。Rmd说他看到的这本书叫《回忆省委书记阎红彦》，后来笔者检索了有关阎红彦的书籍，并没有如此书名，但是相关的纪念文集有好几本，其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怀念阎红彦》一书中，有许多内容与Rmd提及的内容相符。这应该是因为“那天我没有装着钱，所以没有买”，他当时没有买下此书，后来对书名记忆错误造成的。^[27]

阎红彦，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西北清涧起义，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转战南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上将。此后，又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主持云南工作期间，特别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云南省的特点、优势与劣势。派出多批调查组下去摸情况，自己也带头调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适合边疆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具体政策。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28]

这些事迹在《怀念阎红彦》一书中，不断被不同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提及和记述。当时翻阅此书的Rmd一定是很惊喜和激动的，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这批人为什么到云南来”的原委，而且这个原委还与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关。他不断强调阎红彦的个人品格和他实行的那些后来被证明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的观点和政策，比如对粮食超产部分实行“三三制”；发展多种经营；生猪“吃卖各半”；第一个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撤销大锅饭；其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邓小平的“猫论”有异曲同工之效，却早得多等等。又把这些事迹都和武汉移民迁移云南的历史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阎红彦主持滇省事务期间，通过多次调查研究，掌握了云南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商品经济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并针对边疆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工作无法开展的问题，实施了各项政策，而招收财贸人员到云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具体行动。

Rmd认为在云南到武汉招工之前，一九六五年七八月间，阎红彦同志到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视察。这一次视察的目的是进一步考察边疆四清运动从何入手的问题，和云南到省外招工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阎红彦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十分吸引了Rmd的注意，例如“在沿途调查和访问中，他发现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十分落后，数字观念很差，有的少数民族词汇中没有“万”字。有个卖芒果的人，给一分钱卖一个，给一角钱卖十个就不干。许多合作社没有会计，有些有会计却不会算账，有个大队会计统计牲畜，到各小队每个牲口身上拔一根毛，跑了几天，回来的路上，他拔的一撮毛被风吹散了，结果拿不出数字来”。^[29]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对Rmd来说，这充分说明了边疆商业工作落后，所以云南向武汉招工，要这批武汉人来“换班”，换掉基层班子。他还认为这些人后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要来“换班”的，所以受到打压，所以得到重用的很少。^[30]

Rmd把武汉人迁移云南，甚至之后的发展与省委书记阎红彦联系在一起，不能说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武汉人到云南与当时省委书记的治滇思想也并非毫无关联。只不过，这个关于财贸支边与阎红彦关系的故事，在有关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地方有明确的记载，省委书记的直接指示或解除也不会具体到这样小的一群移民。(www.xing528.com)

国家主席毛泽东与省委书记阎红彦，都是个体移民对自己身份和历史的构建以及想象，是人们因实际需要而不自知地对历史的加工改造，但是这种想象一旦形成，就会有其扩散的空间；事实真相渐渐遮蔽掩盖，假象渐渐增添垒积，想象也可能最终会被构建成为历史，毛泽东之于湖南移民就是如此，阎红彦之于武汉移民也有可能会如此。

（二）“知识青年”与“社会青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特殊而又著名的一群人，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家喻户晓，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之一。不过，“知识青年”这一概念是1966年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这些初高中毕业生也被称为“社会青年”。当然，“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是不同时期的概念，它们的意义和指代并不完全相同。

“社会青年”一词使用广泛复杂，这个称呼包括的范围，即使在中央文件中也说法不一。广义地说，它指的不仅有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还有家庭妇女中的青年、个体手工业者中的青年、摊贩中的青年、尚未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等，实际上是个成分很复杂的社会群体；而在中央的有些文件中，它又专指“现在城市街道上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停学待业青年”^[31]。以上海为例，大体由这样几种人组成：一是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很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社会青年总数的30%；二是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回流的人，共3万，约占45%；三是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共1万5000人，占20%；四是被学校、工厂清洗下来的人，共占5%。^[32]从后来的情况看，将其视为停学待业的知识青年的情况更为普遍，他们事实上就是一个失业青年群体。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是安置这些青年的一个主要途径，但最初还仅只是提倡，真正到农村去的青年毕竟只是一部分。后来，上山下乡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有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各农场的以往“支边青年”。

云南省1965年向省外招收的财贸支边人员中，就有这么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或者说是“社会青年”。本来“社会青年”也好“知识青年”也罢，都只是对这一群人的称呼，并不带有任何特殊的色彩，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社会青年”既然是没能考上学校又没能找到工作的人，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在校青年更为低下的地位。这些社会青年在家中无所事事，看不到前途，因而思想混乱，怨言很多，不少人沦为二流子、小偷、流氓、盗窃犯，甚至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33]“社会青年”也变成了一个“不怎么好听”的词语。而“知识青年”一词，是在上山下乡被作为政策固定下之后，为了保证执行效果，表现政策的正确性和正面色彩应运而生的，突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意义，这当然比在社会上游荡、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要高尚、光荣、政治性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青年，无论什么出身，都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重于一切。有没有前途，首先就是有没有政治前途。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或到边疆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吃饭什么都靠父母，不劳而获的，什么都不有的”；“名声不好听了嘛！好像是政治待遇，政治说起来都不好听，知识青年么好像政治上要响一些！”^[34]于是，在“支边”以后，一些地方或某一些人仍然会对这些青年有所歧视，在公共场合，那些一同来“支边”的职工们有时为了维护青年们的面子也说他们是“知青”，但在私底下还是认为他们是“社会青年”。所以当年作为“社会青年”到云南参加财贸工作的武汉青年学生们，心里极不愿意接受和承认这个名头，极力要和“社会青年”一词撇清关系。好在他们“支边”不久，“知识青年”一词开始普及，根据“支边”以前青年学生的身份，他们便称自己是“知青”，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们“有单位”“拿工资”，并不属于在农村“挣工分”或农场的知识青年。

实际上，这些财贸支边的“社会青年”，他们在边疆的境遇要比后来的“知识青年”们好得多，但也许是“社会青年”这个称呼在当时确实“不是很好的称呼”，总是带给人们许多不好的联想：“什么子？游手好闲！”以致造成一部分社会青年的心理失衡，“老是不舒服”^[35] ，总是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是受“歧视”的，总拿自己和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作比较，而且总把注意力放在“知识青年”的“名声”上，却忽略了相对于“知识青年”，自己所得到的实际好处。其实，在“支边”以后，这些人都有了固定的职业，就是事实上的国家职工了，既不是什么“社会青年”，更不是“知识青年”，他们在这两个词上的耿耿于怀和纠缠不清，只不过是人们对追求自身价值和得到社会认同的表现。

反过来，无论青年学生还是原来的财贸职工，这批“支边”的武汉人，当时又是那些知识青年十分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有势力、有钱”^[36]，有工作，有收入（而且相对而言是不低的收入），有一定的人际和社会关系。许多年过去后，当知青大返城的时代到来，财贸支边的武汉人注意到“知青回去，我们不能走”，他们看到“上海市，据我们了解，在若干年前就出来政策：凡是在云南边疆插队的这些知青，他们的子女达到十四岁的，一个，可以在上海落户。武汉市就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所以上海这方面做得很好，多次组织人来慰问喽！”^[37]“上海知青，到现在还允许你子女迁回上海啊！什么政策都有，北京嘛基本大部分都回去了，都招回去了。上海嘛一部分也回去了，但是北京、上海都有些政策给你，就是武汉没有”^[38]。

所以，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中有一个标准是来自和其他群体的比较，他们会从其他群体身上寻找与自己的相同点，然后认为自己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或者会将其他群体的事情附会到自己的经历中去。因为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移民总要损失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是实物的，也许是精神或心理方面的，但在经历了迁移的变动后，这些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大了。于是，他们主观设定一条标准线进行比较，产生一种差距感，形成攀比心理。

（三）“支边”还是“移民”？

对于“移民”的定义，学界已经有不少的探讨和定义。^[39]无论如何，在学术研究和概念定义上，无论是作为名词还是动词，“移民”是一个中性的词语毋庸置疑。“支边”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词语，关于它所指代的内容和意义的变化，在上文中已有论述。“支援边疆建设”也是一种迁移行为，因此支边人员也就是边疆移民的一类。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在实际的研究和调查中，将20世纪60年代“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西双版纳湖南人和1966年财贸支边的西双版纳武汉人称为“移民”，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妥。然而，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湖南“移民”和武汉“移民”的人们似乎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他们中有的人对笔者称呼他们为“移民”提出了疑义；有的人第一次听到笔者用“移民”一词时，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如湖南移民后裔Wy在看过笔者的调查提纲后说：“嘿嘿……‘当代移民问题’，你不说移民我还想不起‘移民’这个词，只晓得是‘支边’。”^[40]还有的人对于把他们当作移民也能够接受，但总是在言辞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他们的“支边”身份：“我们从大的来说也是移民的一种方式了……元明清就有移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方式不同，采取支边，采取下农村，“文化大革命”采取知识分子上山下乡。”^[41]

他们不认可“移民”一词，并且有着较为深厚的“支边”情结，这种现象大概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包括军队及屯垦的戍卒，贬谪发配的罪犯，“最初到云南的就是充军，后来嘛的确是移民，国家有组织的移民”；还有人口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之地的迁移的人口，“因为这个地方人少，土地宽阔，落后！需要一批内地人来带动，刺激生产，是这种方式了嘛！并不是说你是坏人来移民”。^[42]而云南在历史上，在那些“内地人”的观念里“是充军的地方”^[43] 。这样的事实，在一些人看来就好像移民，特别是移民到边疆，即等同于充军、流放，或者是因为生活不下去而流落到其他地方生活，总之在他们看来，“移民”与“社会青年”一样不是一个好词。另一个原因，就是对“支援边疆建设”大量的、正面的、动员式的宣传。中国历史上，人们通常不轻易背井离乡，特别是要迁移到遥远未知的边地去，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各项建设和局势的需要，要人们移民到边疆去，除了给予物质上一定的待遇外，还需要不断地突出这类迁移活动重要和光荣的性质，从精神和信念上给予人们使命感，“支援边疆建设”一词就具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武汉支边的Szc认为“这个农场种橡胶的……你说是叫云南人来种的话，本来云南人就少，就想办法到其他地方移民来，不好意思叫移民嘛，就说是来支边”^[44]。而且“支边”还给很多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讲‘支边’‘支边’，都以为是支援边疆建设，支援一下嘛，建设好了就回去”^[45] 。

其实无论“志愿垦荒”“支援边疆”，抑或“上山下乡”，这些国家计划或动员迁移的人口，都是移民，目的都在于使这些人能够在迁入地生根，只不过口号或名称不同而已。但是对历史上移民活动的主观认识，使一些人把“移民”看作不太好的事情，在这个意识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援边疆建设”新语词的出现，显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所以对许多十七年移民来说，“支边”是他们对自己最重要的认同之一，他们力图维持这个已有的身份，以保持一种人生意义的最终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