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的故事：朝鲜战争与两大天然橡胶基地

A先生，男，汉族，1928年生于湖南醴陵，2007年于西双版纳景洪去世。笔者采访时，他已有77岁。二十岁之前，A先生的大概经历是这样的：

我在湖南有兄弟姐妹七个，五兄弟，我最小。七岁以前我最享福，后来因为打仗，国民党征了好多次兵（抓壮丁），劳力没在屋里，就没得钱，欠好多账。7岁我开始读书，前前后后读了3年。我没有钱，过年人家拿（给）压岁钱、拜年钱，我就不交，收到袋子里，到了上学我就去读，有钱就读一个学期，没钱就不读，11岁就不能读书了，就开始做“推脚”……做瓷器要泥巴，泥巴在山里，到山里把泥巴推出来就喊“推脚”。一次推脚三个铜板，一个铜板是20个钱，推脚弄得自己吃的……四四年，我娘死咯嗒（了），是阴历二月死的，四四年四月份我就去做长工……四九年八月份解放（湖南），解放第三日我就当兵去了，当了三年多。^[2]

从A先生的这段话中，也能够片断地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村民们的生活。他提到“国民党征了好多次兵”，另一位访谈对象Xls则亲身经历了抓壮丁：“解放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担个担子到处卖东西嘛，货郎！后来抓壮丁就当兵去了，当了两个月就解放。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枪丢了，跑到山上躲着，开小差。”^[3]这也表现出社会局势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重点在于A先生。上面的引文说到1949年，A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兵三年，这期间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呢？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参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大事件，牵涉到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冷战格局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作为战略物资被严禁向中国出口。除三叶橡胶树外，银胶菊、大叶鹿角藤、苏联橡胶草等藤木、草本植物均可产胶，但藤本、草本产胶植物产胶量微少，经济价值低。三叶橡胶树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是典型的热带树种，种植范围长期局限在狭窄区域内。根据1980年《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记载：“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是赤道南或北10度以内。”印度橡胶局1977年第88次会议中讨论的《塔里普橡胶种植园》提及：“世界上重要的橡胶种植区限于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的热带地区。”^[4] 我国引种橡胶始于1904年，德宏土司刀安仁引种橡胶苗8000余株，定植于盈江凤凰山，这批胶树后失管，任其自生自灭，至20世纪40年代末仅余2株。1905年、1906年，我国台、粤等地区亦引进橡胶，种植成功，在广东形成小规模种植。闽籍华侨钱仿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西双版纳考察，认为今景洪一带，气候土壤均宜于植胶，后来因日军南进，钱被阻于南洋，计划中断。1947年1月，钱仿舟于橄榄坝选址建胶园，当年5月装运橡胶种子50万粒回国，因途中耽搁，种子播种后未能发芽。次年7月至9月，钱带领李宗周等人，重新由泰国运实生树苗2万株种植成功，在西双版纳建立了“暹华胶园”。后因时局动荡、经费无继、管理不及，胶林屡遭牛毁火烧，至1953年暹华胶园交给国家时，仅余89株胶树。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橡胶种植不成规模，“到1949年止，全国仅有橡胶树（苗）4.2万亩，年产干胶200吨左右”^[5] ；橡胶工业原料不能自给，中国橡胶进口“1946年为2.11万吨，1947年为3.89万吨，1950年为7.15万吨”^[6]，仍不能满足需要。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对橡胶的需求变得更为急迫。1951年，广东农垦及海南垦殖分局成立，建立国营农场，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批橡胶。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于第100次政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随即在华南地区加大、加快橡胶产业的发展，并在西南，主要是云南调查产胶植物资源。在华南橡胶发展的同时，1952年底，中共中央、政务院指示正式开辟云南植胶区，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云南省委主持成立云南垦殖局。1953年，云南垦殖局成立。^[7]中国两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诞生和朝鲜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的战局又继续对它们产生影响。

当然，朝鲜战争和橡胶基地本身并非此处讨论的内容，但是这些大事件究竟对A先生产生了什么影响，又与A先生有什么联系呢？A先生参军期间正值朝鲜战争时期，不过他所在部队没有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当了三年多的兵，最后成了班长，这个时候——

部队让我们回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回来动员兵源，因为没有人当兵，要我们回来现身说法，动员人当兵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我就这样回了家，后来在家里当了大队干部，又搞初级社、高级社，我们那个高级社搞得好，我还到省里参加了劳模会……五二年我回家，一回家人家就给我介绍对象……我嘞，不想结婚，还想走，结果我满（小）叔骂我一顿，老人的思想就是要传宗接后。^[8]

1952年，A先生从部队返回老家，也许部队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真的有让他们“动员兵源”，“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的宣传，但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1950年以后，中国军队不断精简。A先生说他那时不想结婚，那么他想做什么？

我们部队排以上干部可以去广东种橡胶，我想去找我的老首长，当了排长，我也去广东。但后来结了婚就不行了……我成了家，有了娃娃就不能去广东了。^[9](https://www.xing528.com)

1952年，正是华南农垦加紧种植橡胶的时期，同时又是部队成建制或大批转业到农场参加生产的时期。年轻的小班长多么想到广东去，无奈达不到“排以上干部”的条件，只好回老家现身说法动员年轻人参军。回到醴陵，结婚生子，当大队干部，日子似乎就这么过下去了，可是外部世界依然在发生着变化，生活真的一成不变么？

鉴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迫切需求，橡胶种植任务大，时间急，对生产的土地条件、物资供应等考虑不周，致使后来一段时期内华南橡胶成本高，质量低。1953年8月朝鲜战争结束，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有所松动，“锡兰就公开同我们订立了橡胶贸易合同”^[10]。中央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决定收缩云南垦殖工作，转入小规模试种。经过几年的资源调查和橡胶树引种试种，至1956年，云南开始正式布点建立垦殖场发展橡胶。1957年3月，农垦部部长王震来云南视察后，将云南省热作局改为省农垦局，由农垦部和省委双重领导。原垦殖场改为国营农场，同年又新建国营农场5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13个，国营农场职工增加，橡胶苗大片定植。

橡胶不仅是战略物资，也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尽管朝鲜战争结束，但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仍需要大量天然橡胶。1959年，农垦部、化工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的报告》，再次提出大面积植胶，按照报告提出的发展规模，“主要植胶区如海南岛及云南南部劳动力均极缺乏”^[11]。这时，又恰逢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动员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边”运动轰轰烈烈。二者一拍即合，于是有了湖南向云南的“支边”移民，这些过程在上文中已多有提及，此处不再重复。

只是A先生的命运又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历程和事件中悄然改变。1959年底，湖南醴陵开始了第一批“支边”人员的动员工作。到云南去种橡胶！这个时候的A先生怎么想，怎么办呢？他说：“我当时不想来云南种橡胶。”^[12]到广东也是参与橡胶生产，为什么那个时候想要到广东的A先生，几年后却不愿意到云南呢？“广东是在地方上招了工人，让我们去管理老百姓。”^[13]在A先生看来，排以上干部到广东自然也是处于管理层的，当年没有去成广东，回到老家当了大队干部，又成了家，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所以他不愿意再远走他乡，去面对未知的生活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家计划政府指令作用下的移民运动，“组织性”非常强，迁移与否并不依A先生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那个时候确定对象从大队干部开始。大队长被反右倾机会主义反下去了，他也是当兵回来的，他当大队长，我当总支书记，他讲一些话没有原则就被搞下去了。搞下去就确定第二个，是一个破产地主，成分高。第三个大队干部上有老人，我就没有老人，我当时有三个娃娃，有的最多就是有一个娃娃。其他都是年轻姑娘、伙子，刚刚结婚。^[14]

于是乎，A先生一家五口就这样“支边来了嘛！”

这是A先生迁移云南以前的故事。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朝鲜战争也好，橡胶基地也好，并不发生在A先生身边，但是看似遥远的事件仍然与他产生不同的联系，面对这些事件他有自己的想法意愿，他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A的各种选择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限定了，所以最后的结果也不会完全符合他的要求。这就是宏观历史和个体生命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