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了西双版纳湖南人的变迁历程之后，再来看西双版纳的武汉移民就会发现，想要对这一群人的变迁发展理出一条线索非常不易，或者说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大多数人共同走过的路径，个体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异。这并不是说湖南移民相互之间没有个体差异，而是说武汉移民从迁移之前到迁移之后，从生活背景到社会背景都从未有过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也无法将西双版纳财贸支边武汉移民的发展变迁做出阶段性的阐述，而只能择取这些人和他们历史中有代表性，或者仅仅是能够稍微复原的个人经历和某些事件来描述他们的移民历史。
（一）关于迁移
1966年财贸支边人员迁移云南，由云南地方政府主导进行，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许多方面都学习和借鉴了之前的全国性支边运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生活环境之外的详细信息，所以云南向武汉招收财贸人员，首先也是进行宣传，“1965年11月，武汉市各城区及商业部门开始宣传、动员，积极招收支援云南边疆建设的财贸工作人员”[219]。因为招收的地点和对象在城市，借助现代的宣传手段“在武汉把带去的电影，什么《美丽的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摩雅傣》《五朵金花》等这些片子，整个的在武汉放了一个月，免费的”[220] 。然后根据各单位和街道报名人员的情况，审核各项条件，最终确定人员名单；组织遣送也是将人员按原来的单位或街道编排乘车，“200名武汉市江岸区所辖的知识青年被录取，……并按城区、街道分片编为七中队、八中队，每中队100人。中队下设10个小队，每小队10人”[221]。以下是一位当年的武汉人对迁移过程的大概描述：
可以这样说，云南大部分的地州，大部分的县，都统一安排，都统一分配，这就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具体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一边云南省委财贸政治部一直动员到县这一级，一直到每一个县它都有对口的财贸政治部，都派人组成工作组到武汉市来做具体招收的工作，那就是在武汉市，甚至是要住好多天，包括我们这一个县都去了好几个。那么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呢？那么无非就是动员你这个财贸单位报名了多少人，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呢，青年介绍了多少人，对云南的大体情况作一些宣传，放映了《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这样一些当时介绍云南的文化宣传方面的资料，包括影片。进行宣传，进行动员，进行报名，进行体检，进行批准，就这样的一些手续。然后取定起程的时间，那边还有青年和职工的户口，户口要转到这边来了。还有这个行程的安排。因为还有一个到这边来，说还有不同，是两种形式，一种就是说，青年呢等于说在云南参加工作了，职工呢是从那边调动到这边来了，哎！这样一说你就理解了，那么户口同时都要迁过来。还有工资，职工在那边拿多少工资，那么到了云南以后要拿多少工资，一般这边的工资要比那边还要高一点，还有边疆补贴！那么青年就直接按这边的工资标准，来这个地方报名批准了就算你参加工作了。然后还有一个过程就是途中，因为路程比较远不是，那么都是包的列车啊！从武汉市，职工是职工的列车，青年是青年的列车。就从武汉市到昆明，到云南省会了并不是马上就分到各县，他是层层分配。而且当时的云南省委相当重视，就是把我们招收的这些人在昆明留了七八天嘞！这七八天就是参观、游览、看文艺节目，哎！然后在昆明就分地州，分到地州以后呢，比方说我们当时分到思茅，因为当时西双版纳是归思茅管，在思茅又停留几天，又同样是培训哪！参观哪！然后又分到哪个县，哪个县的又上来接下去，是这么一个过程。[222]
图2-7 武汉财贸支边人员所佩戴的徽标
尽管武汉财贸支边人员与湖南农垦支边移民在迁移程序上大体相同，但在群体性方面，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从移民个体来说，财贸支边人员是来自不同单位和街道的城市居民，在现代工商业城市中，人们的联系并不像农村社会那样紧密，所以武汉移民来源零散，大多素不相识。也有一些人是同一单位的同事或同校的同学，但也仅只是为数不多的二三人原来就认识，“来之前就是我、他，还有那个死掉的Wmm是同学，其余都不认得，到火车上才认得”[223] 。这些人因为要到云南工作，而被集中起来集体迁移，在旅途中，有一些人互相认识了，不过范围也很小，因为“我们就是这窝砣，就是一车一车的，坐那种客车，基本上就是这客车的人认得”[224] 。而且到达云南后，这些人又很快地被分配到各地，从省会到各地区，再到各县乡，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单位，没有比较集中的居住地点。被分配到各单位后，因为过去就不是很熟悉，所以联系不会很多。那些过去有过共同经历，彼此熟悉的知青同学或移民乡亲，迁移对他们来说是从原来的群体到新群体的过程，而武汉移民在迁移之前，迁移过程中，迁移以后都是“去群体性”的，他们的迁移是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
从组织者来说，在这次招工工作中，云南、武汉、天津、上海等相关各方之间，属于相互平行的，非行政隶属的关系，所以武汉移民的迁移与之前的湖南移民有些不同。在全国性的支边运动中，移民的动员、遣送、安置……，各方面都由中央制定了详细的政策，从整体上将这次运动中的移民都统一组织和管理起来，地方政府更多地是遵从这些措施去完成整个移民的过程，迁移各个阶段都有中央政令的保障，迁移的过程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在动员迁移对象时，移民来自哪里，移民多少人，是农垦部统一确定的，之后为了完成所规定的人数，执行的部门又往往将“支边”与“爱国”“革命”“思想觉悟”等意识形态层面联系起来，以至于人们的许多主观愿望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压制了。而在相互平等的行政关系中，没有一个由上往下的权威，因此在许多方面也就要松散一些，武汉移民“支边”与否，首先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意愿，然后才是“审核”和“批准”的过程；不像“支边”运动，在广泛宣传的同时就已经“摸底”，由有关部门确定符合条件的对象，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动员。所以云南向省外招收财贸人员，虽然确定了计划数字，但根据实际情况，最终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在人员的分配上，湖南移民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一早就被分配好了去处，相识相熟的人都往同一去处，他们也不愿意脱离自己的群体。而武汉“支边”人员招收到云南后，是“层层分配”到当时的各专区的，最终安置到哪个县，专区负责的部门有决定权；到县后分配到哪个部门、留县还是到乡，又是由县级部门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员的分配是灵活机动的，可变性比较大。所以，在武汉移民中不乏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要求“去哪里”或者“不去哪里”的一部分人。有的人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印象做出选择：
层层分，在昆明的时候分到思茅，到思茅又分到景洪。好，到了景洪的时候再分……因为我们来之前就看电影，什么“美丽滴西双版纳—澜沧江畔”，我就想到澜沧江可能在澜沧，我就说我要去澜沧。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澜沧？我说澜沧有个澜沧江，他们说澜沧江就在景洪了……我们在昆明的时候都还是这种跟我们讲：只要是你相识的人，当然亲友更好嘎（啊）！在哪个地方就分你去哪里，但是我们么没有呢！就由他分了。[225]
有的因为其他人的邀约，于是又离开昆明“往下走”：
你比如说留在昆明的，Lɡl她就不知道，本来她就该留昆明，后来几个同学说我们一起再下去，她说走嘛走嘛。好像越往下去越好玩一样，还有一种感觉：哦！他们明天不得坐车了，明天我们还得坐车嘞！还好玩嘞！[226]
有的人不愿意到原先分配的地方，便努力争取到其他的地方去：
Qch：当时说你们去西盟了嘛！西盟有外贸局噻（啊）！哦，西盟不去，听说是佤族都害怕，不想去了。
……
Zsm：听到人说，杀头，听着就比较恐怖了，哪个还敢去。
Qch：而且那个县城听他们介绍说很小，有一个球场，到上边打篮球，球滚下去，找一天才找得上来，我们就不想去了。去茶厂！[227]
还有一批要求“到边疆去”的人：
到了思茅嘞！原来是准备把我分到镇沅去，后来我想最好到边疆克（去），就给当时的财贸政治部主任史焕章反映，结果把我的报告和其他人的报告，就单单为了我们写的报告推迟了一天……最后把我一个人，就是我们那一条街的，分到了景洪，其他的有一个还分到江城，其余的全部分到镇沅。[228]
关于这个“到边疆去”的要求，实际上是移民个体在了解了各县的具体情况后，做出的到条件稍好的地方去的努力：
为什么Oy跟Sxs跑到这里来？跑到勐海？他们两个本来是分到澜沧的，后来到思茅以后，他们听那些山东、河南的驾驶员说澜沧那些地方比较艰苦，山区多……说思茅地区勐海这个地方比较好，是云南的产粮大县。他们两个人后来就要求换地方。思茅专区的署长问有什么困难，他们两个就提出来，要求到勐海来。[229]
从动员到安置，湖南移民迁移云南是一个执行的过程，而武汉移民的招收是一个尝试和协商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武汉移民能够较早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客观条件更符合个体的意愿，又因为个体的意愿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生命轨迹也就有了更多的不同。
（二）方向各异
1965年，云南省向省外招收财贸支边人员；1965年12月，武汉财贸支边人员离开武汉，到达云南时已是1966年，分配到当时思茅专区的武汉移民，大多是在“思茅过的元旦”；财贸支边人员全部分配完毕，大约在1966年2 — 3月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此后十年是武汉移民迁入西双版纳后的最初阶段，也是大部分武汉移民是去是留的定型时期。
不论是否构成群体，移民在迁入后要最终定居下来，一定是要经历一个适应过程的，在这一点上，西双版纳武汉移民与之前的湖南支边人员并无二致。西南边地的各项条件与繁华的武汉之间的差距远远超出这些职工和青年的想象，很多人已经开始打退堂鼓，探索年代的混乱与无序，助长了此种心态并促使他们将愿望付诸行动。不少原财贸职工，怀抱满腔热情与抱负，来到边疆，“绝对不是说要混口饭吃来的，我们是有职业的，是不是？就是总是想着：哎哟！我在那里克（去）要有多大的作用那种心来的，好像说这里，哎呀！太落后了！非要我去来改变这一切一样的”，[230]探索年代，全国各级各类机构的各项事业没有正常开展，他们也因此觉得“人家不用你”，原来的业务也没有用上，比如在武汉做车工的，来到版纳没有车工可做了；“天津来的搞药材的几乎全部转业”[231] 。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中的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排除在学校或工厂之外，不能升学也没有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下又不可能自谋职业“摆个地摊”，[232]迫于生活的压力到云南“支边”，“当然当时我们也可以不来……但是你生活在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中的第一要义就是物质基础，当你物质基础很差的时候你被迫要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跟职工不同的一点……我换句话讲，如果当时我们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话，比方我们家是高干，高干子弟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家长一句话就可以当兵去了嘛！就可以去单位参加工作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毕竟是社会的下层，姊妹多，家庭负担重，急于想参加工作，这个就是历史的真实”[233] 。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和心态之下，1966 — 1976年的10年中，西双版纳武汉人的反应和选择各不相同：
1．被动的逍遥派
“文革”中的派系斗争在各类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生动的描述，也有不少著作进行过研究。大体上，一开始“造反”的红卫兵小将属于“红五类”子女，他们反对“地富反右坏”分子，但是运动的迅猛发展，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以各类响亮名号成立的造反组织层出不穷，这些组织中的“造反派”，针对当时各类大小单位中的管理和领导阶层提出了“夺权”，揪斗和批判具体的掌权者。“造反派”称那些维护掌权者或反对“揪斗”的人为“保皇派”。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参与此类派系活动，偶尔在情势所迫之下，喊喊已经无关痛痒的口号，作作样子，他们称自己为“逍遥派”。
财贸支边的武汉移民，绝大多数都将自己归为当时的“逍遥派”，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参与当时当地派系斗争的原因，Qch的表述很有代表性：
那个时候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通俗一点，属于终极逍遥派，因为刚来，这个地方环境不熟。对领导层来讲呢？我对他没有意见，他也没有整我，没有批评我；我跟他没有什么恩怨，你叫我去斗他我斗不出什么名堂。跟派别的人来讲，不存在，我跟你也没有渊源关系，我刚来一年都不到。但是那种大型会是不是参加呢？参加的！[234]
如果说是在武汉，我有时候想想，“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还是蛮积极的那种，我肯定还是会参与，我想的话，哈哈哈！有时候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参与，你有个信念必须听党的话，是不是？你不管它对错，至于我来这里以后，因为我不处在那种地位，我可以逍遥，是不是？我有时候会回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在武汉必定会参与一些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在团里面还搞点工作，在这里我就完全逍遥了！[235]
当然，西双版纳武汉移民中也不乏想要“大有作为”的参与者，景洪有一个武汉移民Wdh，老乡们说“他在造反当中太可恶了，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呢，当官的更恨他”，“斗得太狠，别人都恨他”，后来被“拿去劳改”，判了十年的刑；[236]还有两人因为被贴大字报和批斗而自杀。[237]
相对于这些个别现象，大多数武汉移民只能“被动的逍遥”，既逍遥于派性斗争之外，又在单位无所事事，这更加重了他们的思乡情绪，于是很多人便“跑回家去”，有的请个假，回去就一直不归；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管一走了之。各地最初忙，对此类行为也无暇顾及，尽管他们的户口和工作关系都在云南，回武汉后没有收入，但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一般都成员众多，他们可以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家里姊妹多么，粮食么，后来就是分着吃了嘛！吃一家人的粮食了嘛！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饭吃就得了嘛！” [238]回家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半年到一两年不等，直到“待不住了”，才返回云南的工作单位。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要求支边人员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239]武汉市军管会号召“从云南返回武汉的这些青年职工，现在国家动员你们返回原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然后你们报名……这个当时大家说没钱回去嘛！军管会专门组织车辆”，将这些青年送回云南，“我记得当时回来的时候，哦！整个列车啊，一车人！一车人回到昆明以后也是军管会安排，那时候正在武斗，路上也不安全，然后军管会联系车子给我们送到各个县。各个县也不处理，就是回来以后照样发你工资，户口这些都在这点，你原来干什么工作还是干什么工作，就是这么个过程。回去的时间不等，有的几个月，有的长一点点。等于回去的这段时间单位就不发工资了，回来以后照样发工资……就是这么一段插曲”。[240]
2．回乡的努力
特殊的年代，偏远的边疆，乏味的生活，使思乡的情绪变得尤为强烈，长假不归毕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无所事事的“被动逍遥派”，开始努力为返回家乡寻找机会，依托“造反有理”，武汉支边财贸人员也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被分配到各地的武汉移民纷纷加入这一组织，通过各种活动为自己返回家乡寻找理论依据。
在“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这个名称中，移民将这一组织纳入武汉“钢工总”名下，突出了自己的来处。“钢工总”是当时武汉市有名的造反组织，“文革”时期武汉的造反组织众多，风格彪悍，武斗成风，还发生过全国罕见的枪炮大武斗，其中最有名的造反组织包括“三钢”“三新”等。武汉“三钢”是指“钢工总”“钢二司”和“钢九·一三”，武汉“三新”是指“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钢”属于工人的造反组织，“三新”则是学生组织。武汉支边人员以工人为主，他们将自己归入武汉的“钢工总”，“六六支边”又进一步规定了参加者的特征。
武汉移民成立造反组织，并不是为了在当地“夺权”，他们“炮轰”的对象是武汉和云南之间那一次关乎他们命运的协议。“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组织人员到昆明和武汉查找档案，到北京要求中央派员接见，纠正“资产阶级错误路线”。
一位当年“景洪这些职工推荐的代表”Szc是这样回忆的：
调查了好多单位，这个什么商业系统、财贸系统好多单位，武汉财贸政治部，还有云南那些有关部门。最后我没有克（去），有些同志就克（去）了中央了……那个上面（名册）有个姓江的叫Jsy，他去了。去了中央以后去汇报情况嘛！因为当时去了好几个人，去的人在当时来讲还是属于中层干部……中央当时是国务院有一个财办办公室，就是管财贸的，我们当时克（去）的时候就要求李先念接见……为什么要李先念接见呢？因为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主管财办的主任，他说没有时间，就派了一个副主任来接见……在中央财办排列下来的话，是最后一个副主任，可以说是当不了家的。[241]
这个从昆明到武汉，再到北京的大体过程，与其他几位访谈对象的回忆相符。不过Szc认为这个组织是职工的组织，将武汉支边青年学生排除在外，但是在笔者的访谈中，那些原来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说自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而且也参与了到北京请愿的事件。例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一批人里面就有回武汉探亲的，有的亲戚是在北京的，然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多得很，铺天盖地的，当时这五千人里头分到各个地专州，然后就了解一些信息，就好像觉得来的不正道了嘛！好像是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做的袖笼生意……私下交流，交换这笔生意，就是你给我们支援五千个武汉的财贸人员来，我给你们多少三七，多少天麻，多少什么，然后反正报纸上是这样写的嘛！然后一边就拉着人过来，一边拉着药材过去……当然的口号还是“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是满腔热忱的，后来知道这个内幕就感觉好像有些受骗一样！后来这些武汉人就成立了一个“六六支边造反兵团”，然后就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到武汉去上访的机会就更多了……总是觉得好像两个省在交易，后来周总理作了个批示，他说你们这些人去到云南去了是合法不合理的。所谓合法，无论任何人支援边疆都是合法的，不合理呢就是他们用这种交易手段，那确实对你们来说有一点不合理。既然合法不合理你就只能去理解。合法呢，他就说你们还是安心在边疆了嘛！[242]
当时是这个意思了嘛！这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部分人提出来我们这个支边是不是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当时就说可以上访不是，就自愿组成一个团体去北京去上访嘛！到了北京以后那个没什么后果的，有个国务院上访接待，就登记一下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然后指定有个地点吃饭，住的地方呢！在北京几天又返回来了嘛！[243]
关于这件事情的结果Szc说：
结果他们清查为什么我们这一批人要到云南，是根据什么政策，因为在云南查的时候就查到国（劳）字325号电文。反正是一个多少电文，就是找着国（劳）字这么一个电文，云南和武汉当时就依据这个电文组织这批人来。国务院财办就说，这个电文就不合你们去嘛！这是国（劳）字啊！职工要去哪里，这么大批的去人的话必须要中央组织部的电文，他这是国（劳）字就是中央劳动部的电文，那么就说这个电文对知青[244]是起作用的，知青就是从学校没有升学的没有就业的，从现在来讲就是失业的、待业的那些学生。[245]
Szc所指的这个“国（劳）字”文件，在《请协助云南省做好招收学生和抽调商业职工工作的通知》里也明确提到：“根据‘国务院（65）劳字325号批复’，同意云南‘招收、抽调部分学生和商业职工’。”[246]在这里学生是“招收”，职工是“抽调”，但Szc等人对这些材料却有不同的解读，认为青年来云南是说得通的，但职工就不符合所规定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劳”指劳动力，招收的应该是社会闲散劳动力，而不是他们这些已经有工作单位的“职工”，职工只能由中央组织部调动，而不应被算作劳动力招收。所以他们要求返回武汉：
那么职工要返回呢，由于当时的大方向压住了，回去不了了，你改也不能改了，因为“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号召是这种……你再怎么政策不合，但他的大方向是合的，你回去不了。然后经过两省协议，调查的结果两边都汇报，云南也讲了，那个时候……由湖北省抓总指挥部，所谓抓总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总指挥部，得到他们同情，他们要把我们收回去，回原单位，职工回原单位，知青不行！由于内部走漏了风声，有一些职工小姨妹克（去）了，弟弟克（去）了，啊！私心比较重，所以就通知了知青的造反组织。我们那个时候本来研究回克（去），结果知青知道就冲了这个会场了……因为这样一搞，他们知青把会场冲了以后就不了了之。然后云南省和湖北省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还是要这批回去的职工返回云南。内容是这种的，就是说在六八年底以前，包括31号，你上了火车云南都承认你。因为那个时候因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调回（武汉）的人也有噻（啊）！……以后就个人回个人单位，搞自己工作，就慢慢的到现在了。[247]
这些情况，别的访谈对象则没有提及。
在有关这个造反组织和相关的事件上，Szc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能够详细地叙述这一事件，甚至能够清楚地说出那份电文是“国（劳）字325号”，连数字都不差，而且他的许多说法和其他人的描述，和当时的全国政策局势，和许多当年职工的经历也是能够对上号的。1968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式，在城市中进行“政治大扫除”……没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248] 1968年年底之前返回云南，否则算作“反革命”的规定与1967年《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的宗旨是相符的，这也影响了一些调回武汉的支边人员，Xxl是当时户口粮食关系都已经转回武汉的职工：
我是很那个的，我是刚刚来了，来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回武汉了。因为家里面妈妈生病，就调回银行去了。……正式调回去，还是回原单位上班。后来武汉市就造反，就说“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为什么他们留下来我们要走？”……非常不愉快，那个户口都是强行下的，那个军代表和那个当地的……单位其实是死死的留得我了吗！因为我当时搞文艺，银行就需要这样一批人，留得我么，他们就半夜就来查户口，晓得我住……我原来是住在武汉××路3号，进来以后，他从包包里头拿一个章，拿一个那种图章出来就销，当时就销掉了……还有军代表在场，简直太可怕了，下了通知就马上走，因为这个街道里面是不能留了，幸好当时勐海茶厂还收留了，如果不收留我们在云南就不晓得咋个办啦！流落他乡。[249]
另一方面，不同访谈对象回忆的差异，各种不一致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支边人员并不构成一个群体。1966年的财贸支边人员自己也认为知青和职工是两个来源不同的部分，知青中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是往年毕业而没有就业的社会青年。这个名义上包含了所有武汉支边人员的“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有着统一的名号，明确的目标，但却实实在在不是一个群体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没有相互的认同。职工们说造反团是他们组织起来的，知青们也宣称自己是造反团的成员，或者也成立了类似的造反组织，也付诸了实际的行动。更进一步说，“职工”和“青年”也没有分别成为不同的群体，从“回家”这个愿望和目的来说，并不是群体行动所能达到的，所有人同时返回没有任何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想要这样做，每个人都只是在为自己的返乡努力。如果从武汉财贸支边移民的角度出发，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实际上这些财贸支边人员是没有共同内在特征的。
笔者认为，“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是一个自发的，并不十分严密的组织。其成立可能仅只是一部分职工的行为，因为他们在武汉有原工作单位，而这个组织造反的目的——回家，对于所有武汉支边人员都是那样的有吸引力，“六六支边”的旗号实在能够号召所有的职工和青年，于是许多人自发地不断加入到其中来，宣称自己是这一造反团的成员。以返回武汉为目的的“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之下，于是有了太多各自为政的小组织，Szc说的造反派头头是Jsy，Zc又说“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是“Zbx的队伍”。[250]这些小组织分别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安排来活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个事件的亲历者都只是继承了一些历史的残片。“钢工总六六支边造反团”不可能是一个有着完整脉络的故事，但那些无法证实和辨别的细枝末节，恰恰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在动乱的“文革”年代，武汉移民为返乡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3．版纳印象
武汉财贸支边人员被分配到条件不同的地区，每个人的工作单位和生活环境都有所不同，个体生命丰富多彩，在此只能列出笔者调查笔记《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及部分其他文献中，他们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些回忆、描述（见附录参考三）以及图片（图2-8、2-9 [251]），不再多加论述。
图2-8 贺小珍身着民族服装
图2-9 1965年刚到云南不久的22岁的闸远翔
4．去留之间
西双版纳武汉人的“去群体性”最终表现在他们方向各异的生活道路上，这些缺乏群体特征，零散的移民在稳定性方面远远不如集中居住的湖南移民群体，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变动性和差异性，他们变迁的轨迹只能按照最简单、最粗的线条，划分为留下来的和离开的两条道路。
如果说湖南移民的变迁历程是以“定居”为主线的话，“离开”则是武汉移民历史的主流，离开的人要么回到武汉，要么迁往他地。其中，返回武汉的主要是那些原来在武汉有工作单位的职工，他们中的大多数再次通过工作调动的方式返回武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武汉移民来到云南后的二三十年间，一直不断有人返籍，Hxz回忆说“我一起来的都不在一起，再就是都回去了，我们在（留）下的很少，在景洪顶多十来个，有没有？都走完掉了……就是说通过各种门路回去，在内地安排工作……我们六六年来的，一两年回克（去）滴（的）也有，六八年就回去的都有，但是陆陆续续到八几年都还有人回家”[252] 。在武汉财贸支边人员到达云南后，就有“少数职工，坚决不在云南工作，要求调回武汉，个别的无理取闹，不干工作，跑来昆明住下不走……其中有的人，经过长期教育、等待无效的，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作为自动离职处理”，截至当年（1966年）八月，“已作为自动离职处理回武汉的有十余人，今后个别的可能还会有，这部分人离职回原籍后，望能给予落户”[253]。
除了“通过各种门路”，调回武汉的人外，还有一些属于比较特殊的原因。1966年，云南和武汉市就职工调回的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对确有特殊困难的职工，进行适当照顾的原则。……（1）患有各种疾病，在云南坚持工作确有困难的；（2）男方支滇，女方确因有特殊情况不能来云南的；（3）女方支滇，男方在汉工作，又不具备支边条件的，留下几个小孩由男方抚养，困难较大的；（4）支滇职工系独生子女，父母亲年老多病，在汉生活无人照料的。对上述情况的人，可以调回武汉工作”。[254]以上的几种特殊情况，以第一类情况回去的最多，例如当时分到勐海西定中心商店的Wlx，后因精神失常，离职回武汉。[255]第二、第三类情况也有一些，笔者采访过的两位支边职工：景洪的Szc和勐海的Xzl，在武汉的单位都不属于财贸系统，Szc因为“爱人是在武汉第一米厂，一米厂属于财贸噻（啊）！加工谷子那个厂，她们属于财贸，所以她们来以后，我就支持她就一起来，我就属于顶一米厂的一个名额”[256] ；Szc在武汉的原单位是无线电仪表工业局，“不在支边范围内，以前我前妻在人民银行。那么当时支边在职职工是财贸职工，当时银行也属于财贸系统。……她好像是领导批准她支边了，她反映她的丈夫在工业局怎么办？（领导）就来找我，叫我一起，就一起来了，哈哈哈”[257] 。配偶符合支边条件，他们一同随迁，属于夫妇带着孩子一家支边的情况。相对的，因为一方支滇，另一方“因有特殊情况”或“不具备支边条件”，乃至可能因为配偶不愿意到云南，或者已支滇的一方以此为由调回武汉的情况，一定也不在少数。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这批武汉移民中那些迁移之前就成家的夫妇，后来离婚的不少，例如Xxl、Syx、Szc等，离婚的原因都是因为原来的配偶调回武汉，而他们无法返回。[258]第四类情况就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少之又少。
那些返回武汉的社会青年则以女性居多，大多是通过婚姻关系返回武汉去的；当然通过婚姻离开的人中，不少是随迁到其他地方去了，一位当年分配到勐海的青年说：
分配在我们商业局的秘书股，就相当于办公室。她名字叫Wqr，然后呢她也很进步，来了不久以后就加入共产党。后来中央确定军队支左，商业局是个大单位，我们这边来了个支左的，是个团干部，就是商业局的支左军代表。当时这个团干部也没有成家，在商业局支左两三年么，后来他们就自由恋爱结婚了。后来调防，这个部队就调四川的彭县，因为她爱人就是团级干部，她就有这个资格，调到四川德阳建设银行，后来她这个爱人又从部队转业到德阳武装部，当处长，后来呢就一直在德阳生活了。[259]
还有一位叫Lpq的女性，也属于这种情况，她被分配到勐海县勐混粮管所当会计，认识了当时分配到勐海粮管所的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生，后来两人结婚，1979年她丈夫考取民族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她也就随迁到了昆明。[260]还有一些不甘于一辈子在边疆生活，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抱有更多期望的青年男性，通过工作调动、上学读书等实际的行动离开了他们“支援”的地方。
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离开的武汉移民，就在当地生活下来，其中又有部分人在退休后跟随子女到外地去生活，真正选择在迁入地终老的人并不多。留下来的人都经历过工作部门，乃至单位的调动，“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是打倒一切，好多老师搞得不能上课了吗！然后恢复教育的时候就欠缺老师了嘛”[261]；“就是砸烂公检法以后，79年恢复重建公检法司了嘛！这个时候需要这一些人，那么我80年就调到县检察院”[262] 。大多数人的工作调动还不止一次，例如：
Hyc：大体在过四个单位，首先是商业局，然后呢1984年有一个重要的体制改变，就是恢复原来50年代成立过的供销社，就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分开，分开我就到了供销社……
Hyc妻：……你又在过那里不是，石油公司。
Hyc：那是在商业局嘛！商业局在了若干个公司了，若干个公司！
Hyc妻：哈哈！调去调来的……
Hyc：所以第一个是商业局，第二是供销社，第三个部门就是乡镇企业局，那是在90年代，任局长，1993年。然后呢，第四个大的单位就是1996年调到县人大，任财经委主任，1996年，直到2003年退休，这个就是我大体的经历。[263]
社会的变动，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分别成为部门经理、老师、卫生工作者、政府官员，还有的搞承包做生意……以西双版纳勐海县为例：2008年，当年的武汉支边人员“除了调走的以外，一直在这个地方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住在勐海的应该是十三个人”，其中商业供销部门退休的四个，粮食部门退休的一个，勐海茶厂退休的四个，政府退休的一个，教育部门退休的两个，检察院退休的一个。[264]
1966年来到西双版纳的武汉财贸支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成为一个群体，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太多的共同生活；他们各自被淹没在本单位、本人的生活圈子里；他们的变迁是越来越“去群体”的过程；他们的迁移是个体生命的历史。
通过对西双版纳20世纪60年代两次“支边”事件中的移民——湖南人和武汉人的分析，我们知道农垦移民和地方移民的不同，看到湖南移民是群体变迁的代表，而武汉人更多的是个体变迁。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湖南人中也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但有大致趋同的变迁轨迹；武汉人也是作为一个群体迁移过来的，但是在迁移前和迁移后他们的共性都是非常少的。湖南移民人数多，居住集中，工作单位就是生活单位，只要到过西双版纳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特殊的群体；武汉移民人数少，居住分散，且因各自生活轨迹和范围不同，不成群体，工作和生活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叠，所以他们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即使是生长于斯的“80后”，也很少知道西双版纳有这样一批武汉移民。同为“支边”移民，也存在太多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千差万别的移民共同构成了我国1950—1966年的移民史，只有经过深入细致地考察，才能全面认识这一时期的移民及历史。
【注释】
[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上）》，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详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载《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详见李拂一《泐史》，文建书局1947年版。
[5]《元史·步鲁合答传》《元史·本纪》。
[6]关于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制经济及土司制度的情况，详见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五勐：勐遮、勐海、勐混、勐阿、勐龙。
[8]江应樑：《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载《边政公论》第六卷第1期。
[9]陶云逵：《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9、10期。
[10]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云南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杨仁方：《勐腊公路引伸记》，载《辉煌50年——西双版纳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1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页。
[13]明代云南移民的具体情况，详见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转引自程贤敏、石人柄《西双版纳的社会变迁与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演变》，载《中国人口学》1991年第4期。
[15]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下）》，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16]陶云逵：《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9、10期。
[17]黄国璋：《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3期。
[18]林超民：《水傣还是纯傣？》，见作者“搜狐博客”。
[19]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0]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页。
[21]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下）》，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解放前佛海地区疟疾流行及其危害》，载《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9年编印。
[22]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云南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3]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4]此表相关资料均来源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上、中、下）》，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
[25]《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26]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460页。
[27]《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发［62］542号），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28]《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29]《农垦部党组关于执行中央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而召开的会议的报告（1959年3月27日）》，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一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页。
[31]《农垦部、化工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的报告》（1959年2月23日），转引自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页。
[32]云南省勐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勐腊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3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上）》，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34]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35]《云南省经济大事辑要（1911~1990）》，《云南省经济综合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77页。
[36]《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37]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38]文婷：《适应生存与移民社区——20世纪60年代的西双版纳湖南移民》，载《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7年第3期。
[39]《请协助云南省做好招收学生和抽调商业职工工作的通知》（1965年10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35-001~002。
[40]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云南省统计局编撰：《云南省志·人口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41]参见《招收外省财贸职工、青年学生分配情况》（1966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47。
[42]本段引文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醴陵县动员青壮年参加云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共醴陵县关于动员一万名青壮年去云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报告》《醴陵王仙公社扩干代表会对“支边”的思想反映》《醴陵县八里坳人民公社动员青年支援云南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总结》等，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5。
[43]指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
[44]《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12。
[45]《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28。
[46]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195页。
[47]《赵鸿仪同志写给天津市委财贸政治部的信》（1966年6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64~069。
[48]《接待安置湖南支边人员情况》（1962年），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6。
[49]《省委批转省农垦局党委关于湖南流入人口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50]云南省农垦局（66）云垦办字第96号文件，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51]《省委批转省农垦局党委关于湖南流入人口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52]《关于湖南盲流人员近况和加强劝阻工作的具体措施的简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53]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地理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54]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524页。
[55]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醴陵概况》，爱喜城市网，http：//city.icchina.com；《醴陵概况》，潇湘信息网，http：//www.xxxxw.com.
[56]《祁东地理位置》，祁东县公众信息网，http：//www.qdx.gov.cn.
[57]祁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祁东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祁东地理位置》《祁东建置沿革》，祁东县公众信息网， http：//www.qdx.gov.cn.
[58]湖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地理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53页。
[59]《醴陵县》《祁东县》，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
[60]参见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ubei.gov.cn/hbgk/index.shtml；百度百科-湖北：http：//baike.baidu.com/view/5325.htm.
[61]参见新华网-武汉频道，http：//www.hb.xinhuanet.com/WangQun_QiYe/2008-04/17/content_13001303.htm；百度百科-武汉，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htm.
[62]《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63]简兆鄂、黄兴：《首批支援西双版纳建设的武汉支边青年》，载《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7期。
[64]中共思茅地委财贸政治部、思茅专员公署财粮贸办公室：《关于对武汉市财贸职工、社会青年接待和分配工作情况的报告》（1966年2月10日），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6-016~018。
[65]《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2。
[66]《关于今冬明春接收湖南移民一万人的工作安排》，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67]《农垦部党组关于1959年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1960年计划数字的报告》，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68]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69]参见《湖南省祁东县支边人员1—10列车统计总表》（表一）（表二），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6。
[70]《思茅专区安置委员会接待安置工作小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71]《湖南支边人员安置与返籍情况简表》（1962年），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5。
[72]《农垦部党组关于执行中央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而召开会议的报告》，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73]《云南省农垦局关于迁返湖南盲流人员途中所需经费粮食的请示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865。
[74]（61）云垦字第345号发文，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865。
[75]《接待安置湖南支边人员情况》（1962年），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6。
[76]《前往湖南协商自流问题提纲》，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77]《劝阻湖南盲流人口情况和湖南方面的反映简报》（1966年），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78]《关于湖南省流入人口的处理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79]《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3页。
[80]《云南省农垦局关于迁返湖南盲流人员途中所需经费粮食的请示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865。
[81]云南省农垦局（65）云垦办字第524号文件，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82]《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3页。
[83]《关于湖南省流入人口的处理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84]《省外招收财贸人员情况》（1966年3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30~031。
[85]《招收外省财贸职工、青年学生分配情况》（1966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47。
[86]中共思茅地委财贸政治部、思茅专员公署财粮贸办公室：《关于对武汉市财贸职工、社会青年接待和分配工作情况的报告》（1966年2月10日），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6-016~018。
[87]思茅行署商业局政治处：《地区商业局及直属公司、勐腊、江城、西盟县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党员花名册，天津、武汉支边职工名册》（1966年），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8。
[88]《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89]《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8。
[9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8。
[91]《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Record 09、Record 10。
[92]《天津支边财贸职工分配情况》，思茅行署商业局政治处：《地区商业局及直属公司、勐腊、江城、西盟县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党员花名册，天津、武汉支边职工名册》（1966年），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8-001。
[93]《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1。
[94]《武汉支边职工知识青年分配统计表》（1966年1月3日），思茅行署商业局政治处：《地区商业局及直属公司、勐腊、江城、西盟县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党员花名册。天津、武汉支边职工名册》（1966年），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8-017。
[95]《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96]《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7-48页。(www.xing528.com)
[97]参见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258页；《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8页。
[9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8页。
[99]《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9页。
[100]参见《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59页；《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9页。
[101]《省委批转省农垦局党委关于湖南流入人口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618。
[102]《湖南省、云南省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议书》，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103]《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104]云南省动员安置委员会办公室：《接待安置工作简报（第十四期）》（1960年10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6。
[105]《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106]《中共醴陵县委关于动员一万名青壮年去云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5。
[107]转引自和渊《西双版纳：二十世纪整合中的西南边疆》，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01年，第23页。
[108]《农垦部党组关于1959年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1960年计划数字的报告》，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109]《移民委员会会议记录（草稿）》（1959年10月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3。
[110]参见《云南农垦》1990年专刊，第12页。
[111]云南省动员安置委员会办公室：《接待安置工作简报（第十四期）》（1960年10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6。
[112]图片来源：纪录片《胶魂》第二集。
[113]《湖南省祁东县支边人员1 — 10列车统计总表》（表一、表二），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6。
[114]《思茅专区安置委员会接待安置工作小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15]云南省动员安置委员会办公室：《接待安置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6。
[116]中共国营景洪农场党委会：《湖南支边青壮年半年来的思想工作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17]《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61页。
[118]《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7、Record 04。
[119]图片来源：《版纳垦区》，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83年编印。
[120]《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0页、439页。
[121]《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95页。
[122]《对湖南支边青壮年迎接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23]中共国营景洪农场党委会：《湖南支边青壮年半年来的思想工作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24]《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0页。
[125]参见《云南农垦》1990年专刊，第89页。
[126]《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4页。
[127]《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23。
[128]参见《云南农垦》1990年专刊，第26页。
[129]《对湖南支边青壮年迎接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30]云南省农垦局：《安置湖南支边人员报告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6。
[131]《关于景洪县内各国营农场支边人员私自返乡的情况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7。
[132]《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1。
[133]云南省动员安置委员会：《关于接待安置湖南省一万名支边青壮年工作的总结报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3。
[134]《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135]《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2页。
[136]《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137]《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29页。
[13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0页。
[139]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醴陵市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140]《云南省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农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447页。
[141]云南省农垦局：《1959年接待和安置湖南支边青壮年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142]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143]中共国营景洪农场党委会：《湖南支边青壮年半年来的思想工作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44]《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2页、296页。
[145]《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46]《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Record 23。
[147]《思茅专区安置委员会接待安置工作小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3。
[14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9页。
[149]《关于认真作好安置湖南青壮年工作及搞好生产的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4。
[150]云南省农垦局：《安置湖南支边人员报告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6。
[151]《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74-175页。
[152]参见《思茅专署农垦局转发支边技工工资等问题》，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45；云南省农垦局：《关于支边青壮年技工工资的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3。
[153]《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30-331页。
[154]《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9-10页。
[155]《关于妥善处理已返籍的湖南支边青年的问题的通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1027。
[156]《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3页。
[157]《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1。
[158]《关于认真作好安置湖南青壮年工作及搞好生产的意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4。
[159]中共国营景洪农场党委会：《湖南支边青壮年半年来的思想工作总结》，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13。
[160]参见《云南农垦》1990年专刊，第87页。
[161]《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162]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所得。
[163]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所得。
[164]《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65]《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64页。
[166]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167]《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4页。
[168]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169]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170]《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83页。
[171]《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56页。
[172]《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75页。
[173]《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36页。
[174]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云南省统计局编撰：《云南省志·人口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175]《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2页。
[176]《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254页。
[177]《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3页。
[17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00页。
[179]参见《国营勐捧农场志（一九七四——一九九七）》，国营勐捧农场2000年编印，第51页；《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49页。
[180]《金凤起舞——纪念勐捧农场建场三十周年文集（1974~2004）》，勐捧农场2005年编印，第1页。
[181]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182]参见《湖南支边青壮年人数分场统计表》，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7。
[183]参见《云南农垦》1990年专刊，第49-50页。
[184]《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2。
[185]《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6页。
[186]《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296页。
[187]《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26、Record 27。
[18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52、53页。
[189]《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60、361页。
[190]《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页。
[191]《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21页。
[192]《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67页。
[193]《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27页。
[194]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195]《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32。
[196]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197]吕清：《云南农垦的危困及出路》，《中国农垦》1990年第6期。
[198]《农垦工作三十二年的基本经验（未定稿）》，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2页。
[199]《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农垦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载《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83 ~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司、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与技术开发中心1991年编印，第290页。
[200]本刊评论员：《农垦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中国农垦》1985年第11期。
[201]《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23页。
[20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农垦总局转为经济实体的批复》，载《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91 ~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局1997年编印，第417页。
[203]《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204]《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页
[205]《劳动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林牧渔场劳动计划体制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载《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91 ~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局1997年编印，第65页。
[206]《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207]《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208]《云南省保永康副省长听取省农垦总局领导同志工作汇报后的谈话（摘要）》，载《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91 ~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局1997年编印，第144页。
[209]《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28-30页。
[210]《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32-33页。
[211]《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30。
[212]《西双版纳湖南人访谈录》（2005年1 — 3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33。
[21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册）》，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198页。
[214]据笔者2005年1 — 3月田野调查。
[215]黄国璋：《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三卷第3期。
[216]《景洪市统计年鉴》，景洪市统计局2003年编印，第20-21页。
[217]据《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三章；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上）》，第三章。
[218]《西双版纳农垦志》，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1999年编印，第80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上）》，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219]简兆鄂、黄兴：《首批支援西双版纳建设的武汉支边青年》，《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7期。
[22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
[221]简兆鄂、黄兴：《首批支援西双版纳建设的武汉支边青年》，《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7期。
[222]《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223]《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24]《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225]《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226]《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
[227]《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28]《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2。
[229]《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3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231]《武汉天津支边财贸职工、知识青年反映出的一些问题》（1966年10月12日），普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4-1-36-019-023
[232]《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33]《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234]《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35]《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236]《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237]具体情况详见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85-001~027及13-2-85-028~ 046。
[238]《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39]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4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241]《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242]《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
[243]《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44]这里的“知青”，指当时财贸支边的中小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具体原因祥见下章第二节中的分析。
[245]《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246]《请协助云南省做好招收学生和抽调商业职工工作的通知》（1965年10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35-001-002。
[247]《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248]参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249]《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4。
[25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Record 09。
[251]图片来源于《长江周末》，1995年6月9日（星期五），第127期。
[252]《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1。
[253]《中共云南省委财贸政治部关于武汉调云南职工接家属有关问题解决意见的函复》（1966年8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02-004。
[254]《关于武汉调云南职工需要照顾回武汉工作问题的函复》（1966年9月2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18-019
[255]参见《关于Wlx同志病情的处理意见》（1966年11月6日），勐海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4-1-74-032-04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Record 09。
[256]《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4。
[257]《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10。
[258]《西双版纳武汉人调查日志》，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2008年5月28日。
[259]《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26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9。
[261]《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
[262]《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8。
[263]《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7。
[264]《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