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东部的醴陵：中国陶瓷之都与花炮之乡

（一）关于迁出地

1．醴陵、祁东二县概况

湖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长江中游，是连接东部沿海省与西部内陆省的桥梁地带，处于东经108°50′ ～ 114°15′，北纬24°40′ ～ 30°05′之间。全省土地面积210 334平方千米，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又因境内湘江流贯南北而简称“湘”^[53] 。其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西伯利亚寒潮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的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而春秋两季，由于时而受西北冷锋面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而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汉代以前湖南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蛮荒之地，汉代以后，这里逐步开发，才成了“鱼米之乡”，但气候的恶劣，冬寒夏暑，春秋两季的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出现的石鼓、岳麓两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之始。岳麓书院是当时各种学术交流和文化交融的重要场所，不仅推动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开创了湖湘地区重视教育的风气，还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基础。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也是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心态的源头。

湖南省是中国人口流动频繁的省份之一，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多次遭受战火蹂躏，原住民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54]作为一个移民省份，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醴陵等，几乎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所有的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

湖南人开放务实的心态与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流动，也使得湖南人的足迹遍布各地，十分分散。而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的“支边”运动对人口迁移管理很严，有一整套相应的制度、程序和规定，为了方便管理，移民的迁出区和迁入区都具有地域集中性，其中迁入西双版纳的湖南人大部分来自湖南省的醴陵和祁东两县。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罗霄山脉北段西沿，湘江支流的渌水流域，被称为湖南省的“东大门”。东邻江西省萍乡市，西连株洲市，北界浏阳市，南接攸县，紧邻长沙、株洲、湘潭金三角经济区。地处东经113°9′49″ ～ 113°45′43″，北纬27°22′15″ ～ 27°58′7″，总面积2157.2平方千米，占湖南省面积的1.1%，其中耕地面积3.8万公顷。1949年7月25日，醴陵和平解放，属湖南省长沙专署（1952年改为湘潭专署）。1983年7月，醴陵划归株洲市；1985年8月撤县设为县级市。

醴陵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主要特点是大陆性气候强，但温和湿润，季风明显，四季分明，热量丰富，光照充裕，灾害性天气活动频繁。国民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水稻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是湖南省发展双季稻的中心，全国有影响的水稻高产县之一。1990年，醴陵市成为长江流域第一个双季稻亩产过吨粮的市，也是全国双季稻亩产过吨粮面积最大的县级市。清代以来，醴陵人口增殖较快，加上气候适宜，农民改善生产条件，人均耕地相应减少，日益增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求出路，向手工业和小型工商业转移。东乡与鞭炮主要产区浏阳相邻，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和传统的手工业基础，具备发展花炮、陶瓷等类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条件。因此醴陵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和商业在晚清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陶瓷、花炮工业的兴起，改变了醴陵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全县有大小工商企业3000余家，从业员工近2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陶瓷、花炮逐步在醴陵的整个工业中处于骨干地位，成为全国八大陶瓷产区和四大烟花生产基地之一，被誉为瓷城和花炮之乡。以陶瓷、花炮工业为主，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81 — 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连续五年居湖南省首位。^[55]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衡邵盆地西南边缘，湘江中游北岸。北抵邵东、衡阳，南连祁阳、冷水滩，东接衡南、常宁，西邻东安、邵阳。地处北纬26° 28′1″ ～ 27°4′34″，东经111°32′16″ ～ 112°20′10″。祁东析自祁阳，1952年4月25日，将原祁阳县七、八、九、十区的全部及第五区、第六区的大部划出，建立祁东县，因县境内区域大部分位于祁阳县之东，故名。建县时属零陵专区，1952年10月起属湘南行署，1954年7月起属衡阳地区，1983年6月起属衡阳市。县界线长约372千米，南北最长处约39千米，东西最宽处约85千米，全县面积1871.29平方千米，山地165.82万亩，水域17.56万亩，耕地62万亩。人均耕地低于衡阳市其他各县的人均耕地。^[56]

祁东气候温和，具有四季分明、作物生长期长、热量较足而不稳定、雨量充沛而季节分配不均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7.9度，降水量1232.9毫米，日照率 36%，有霜日16天。农作物以产稻谷、红薯、席草、黄花、百合、槟榔芋、生姜、湘莲而闻名。席草、黄花为境内特产，民间流传“小满席草青，归阳变成金；夏季黄花香，人人喜气扬”的谣谚，产量分别居全省第一位和第二位。水生动物种类繁多，鱼类计有 7 目 18 科 63 属 85 种。山塘养鱼和家鱼人工孵化闻名全国。^[57]

湖南是人口大省，醴陵、祁东两县人口增殖都比较快，人均耕地相对少，农村富余劳动力多。1961年，醴陵县“面积2465平方千米，人口716 897人”，人口密度约为291人/平方千米；祁东县“面积1894平方千米，人口587 642人”，人口密度约为310人/平方千米。^[58] 2003年，醴陵市总面积2157平方千米，总人口100万人，人口密度约为646人/平方千米；“祁东县总面积1871平方千米，总人口92万人”，人口密度约为492人/平方千米。^[59]

2．湖北武汉(www.xing528.com)

湖北省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部，长江中游。因地处洞庭湖以北，故称湖北，简称鄂。介于东经108°21′42″ ～ 116°7′50″、北纬29°1′53″ ～ 33°6′47″之间，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和南邻江西、湖南两省，西靠重庆市，西北与陕西省为邻。东西长约740千米，南北宽约470千米，总面积18.59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94%，居全国第16位。湖北地处亚热带，位于典型的季风区内，全省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特征，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业生产，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全省年均温15℃ ~ 17℃，7月均温为27℃ ~ 29℃，江汉平原最高温在40℃以上，有“火炉”之称，为中国酷热地区之一。^[60]

武汉市为湖北省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简称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东经113°41′ ~ 115°5′，北纬29°58′ ~ 31°22′的位置。全市面积8467.11平方千米，其中城区面积1557平方千米，为华中地区第一大城市。市区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通称“武汉三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及其第一大支流汉水交汇市区，形成了武汉三镇隔江、汉鼎立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因此武汉又雅称“江城”。在我国经济地理圈层中，武汉处于优越的中心位置，号称“九省通衢”，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与长沙、郑州、洛阳、南昌、九江、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相距700千米以内，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特大城市均相距在1200千米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

武汉的城市文明历史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这是长江流域发掘出的最古老的城池，被学者认为是长江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融合的突破口。因水运发达，物产丰富，这里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并由军事中心进而发展为区域性政治商贸中心，武汉也因此拥有融汇多元文化的优势和特质。

武汉经济高度繁荣。明末清初，汉口就跻身全国四大名镇之列，熙来攘往，交易繁忙，商贾云集，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清朝中后期，武汉成为我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数十年中对外贸易总额仅低于上海，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人称“东方芝加哥”。民国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描述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武汉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化工、冶金、纺织、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业体系。1959年，武汉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位居全国第四位，这一位次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期以后，武汉进一步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重点发展钢铁、汽车及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环保、烟草及食品、家电、纺织服装、医药、造纸及包装印刷十大主导产业。一批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以及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武汉制造”知名品牌正在涌现。^[61]

（二）社会区域与身份

农村与城市存在诸多差别，居住农村的乡民与居住城市的市民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社会中，城乡及其人口的差别因为户籍等制度性因素的存在而更加分明。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和农村成为不同的两个社会区域，农民和工人分别是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两个社会群体。这一时期移入西双版纳的两个“支边”人群，就存在这样的身份差异，在迁移之前，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而且在社会区域与身份方面也截然不同。

20世纪60年代“支边”运动中的湖南移民是来自内地农村的人口，除了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外，当时还要求移民中有一定数量的掌握各种技能和知识的人员，规定“动员的对象，主要的应该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健，家务拖累不大的青年，也应该动员一部分有较多生产经验的壮年；男女人数应该大体相等。应该配备一套包括各行各业人员的班子，除了大部分是农民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及商业、教育、卫生和各种服务业的人员……同时，还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和党、团员”^[62] 。因此，湖南“支边”队伍是以青壮年农民和木工、泥工、瓦工、建筑工等手工业技术工人为主体的农村人口。

1965年到云南支援财贸工作的武汉移民属于“智力支边”，人员的招收分为“职工”和“学生”两部分。当时正是由于云南财贸工作的需要，才向上海、天津、武汉等工商业发达城市招工，提出招收服务员、营业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保管员等“八大员”。^[63]这些财贸行业的职工不同于湖南移民中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是现代城市中的行业工人，分配到思茅专区的武汉职工“职务和工种：行政干部74人，其中商店（厂）正付（副）经理4人，股、柜长34人，人保干部13人，办事员23人；职工345人，其中财会30人，计统14人，物价4人，出纳4人，保管38人，采购4人，业务13人，营业137人，服务23人，技工18人，照相3人，理发2人，信贷2人，冷冻、热刨工14人，其他工种39人”^[64]。小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而财贸行业中的商业贸易和管理乃至生产都并不直接与农业相联系。财贸支边的另一部分是“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非应届毕业生又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青年，笔者在调查中就遇到几位“支边”之前在各处打零工的社会青年。^[65]包括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或非应届，或中途停学，闲散在社会上，没有固定职业，有时做点临时工的这些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学习基础和读写算的能力，所以他们在经过简单培训和一段时间的实践后便可以适应财贸工作的需求。社会青年没有工作单位，也就没有具体的职务，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武汉工商业发达，行业分工也很细，从出身来看，这些青年有的来自农民家庭，有的父母是工人，还有诸如手工业者、摊贩、渔民、职员等。

20世纪60年代，西双版纳的两次支边移民分别是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壮年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以及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工人和学生，不仅居住的地理范围不同，在社会区域和身份上也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