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的壮丽景色

西双版纳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地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民情风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社会各界的游客、商贾、学者专家。然而历史上，这是一个与外界长期较为隔绝的地区。

从地理概念的角度出发，西双版纳是名副其实的云南边地、中国边疆。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形一般以元江谷地和云岭山脉南段的宽谷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地形区。东部为滇东、滇中高原，系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形波状起伏，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表现为起伏和缓的低山和浑圆丘陵，发育着各种类型的岩溶地形。西部为横断山脉纵谷区，相对高差较大，地势险峻，海拔一般南部在1500 ~ 2200米，北部在3000 ~ 4000米。只是在西南边境地区，地势渐趋和缓，河谷开阔，一般海拔800 ~ 1000米，个别地区下降到500米以下，是云南省主要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全省整个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江河顺着地势，成扇形分别向东、向东南、向南流去。^[10]西双版纳就是这里所说的“西南边境”“地势渐趋和缓，河谷开阔”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这个地理上的边疆地区，在地形上来说与云南北部及腹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而与中南半岛更为关系密切。在这里，随着海拔逐渐降低，大山的余脉缓缓延伸，顺势而下的江河也因为开阔的河谷而流域渐广，也就是说越往北越阻隔，愈往南则愈平坦。山脉及大江长期阻断着西双版纳北上的交通，直到近代，从“普思沿边”到“思普地区”的交通仍然十分困难，山深林茂，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行政总局时期，柯树勋招募民工修通关坪、普文、小勐养、车里的马道，使得由思茅至车里的行程由五天缩短为两天，但后来马道也一度中断。境域内的交通状况更差，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思普志》“民国镇越县（勐腊县前身）交通”章记载：“镇越万山从脞，河流遍野，既乏水运，复未通车，仅有人行干道”；“则山路崎岖，旅途者视为畏途，若遇雨季，江流暴涨，甚至一二旬不能通过，交通之阻下，殆为边地各县之冠”。^[11]夹在山谷中的江河成为急湍险水，不能往上通航，舟楫不便，1950年以前澜沧江在西双版纳境内“仅有整控、新渡口、打角渡3个渡口”^[12] 。

一个与外界较为隔绝，域内交通不便，但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自然而然地牢固建立并发展起来。最高统治者召片领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小王国”，中央政权则长期不能直接对这一地区实施统治。明代在云南广建卫所，移民甚众，但据《明实录》记载，进驻西双版纳的军队，遇“春暖瘴高”，官兵死于“瘴气”的不计其数。^[13]清代以绿营兵丁为主的汉族移民由平坝向山区，由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但也没能最终突破澜沧江。1766年，驻守在九龙江（澜沧江）外的清兵“瘴死者不可胜数。官弁夫役死亦过半，马匹多瘴死”。1793年，镇守该地的总兵不得不“奏请每年冬间由总兵官带兵赴江外巡查一次，停止戍兵”^[14]。直至清末，改土归流仍旧难以在此实行，只能继续依靠与之相适应的土司制度维持朝贡体系。“小王国”中的各个村寨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为领主负担徭役，生产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村寨的生产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村寨中的人几乎不需要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当地人大都只是遵照土司的命令行事，缺乏“国家”意识，只有“汉人”概念。西双版纳，这个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汉化最浅者”——“小王国”，因此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政治上的边疆。

地理阻隔与交通不便限制了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与内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困难，也限制着外来人口的迁入或文化的传入。当然地理限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隔绝，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官员、戍卒、流民、商人、手艺等，虽然人数不多，却始终会有一些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成员都进入这一地区。但是，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西双版纳，作为瘴疠之区也是名不虚传的，历代史料、文人诗赋及民间谚谣对此都有生动的描述。除此之外，天花、麻疹也是常见的流行病，“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长达55年的鼠疫伴随疟疾、天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民间，人死寨空”^[15]。这些疾病使得本地人深受其苦，外地人难以适应，“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旧尸抬去未下土，新尸又在竹楼上”的民谣，便是对疟疾流行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在地形、气候乃至经济方式上，西双版纳这个地方不太能吸引习惯于汉文化的人群迁移前来。文化传播的量也许并不跟人的传播（即移民）的量成什么正比，但是反过来，假如人的传播的数量大，则其人的文化传播自然就较迅速而广大。另外，由于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与中原的地主经济很不一样，如果内地农民进入到这里，也不可能从土司那里租到土地进行生产，所以那些人口众多、渴望土地的汉族农民虽然在我国其他一些边疆地区积极拓荒移民，却很难在西双版纳生活定居。那些突破地理和气候限制，零星流入这一地区的内地农民，因为在封疆领主制的西双版纳经济不能独立，且与其他汉人隔绝，日久之后便渐渐为当地人群所同化。(www.xing528.com)

自然条件、土地制度、社会体制、宗教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限制了汉族地区与西双版纳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也就导致中原内地对这里了解很少甚至产生错误的认识。宋以前，中原书籍中没有任何关于云南傣族的记载，直到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灭大理之后，记载傣族文字才渐渐多起来，但“云南摆夷虽自称为‘泰’或‘台’或‘歹’。而中国书籍则甚少见此音之名。……但详览史志，叙述泰族故事之标题为百夷或白夷者亦不多见，反之，在‘缅’字标题之下的文字，却有不少是摆夷事实……”^[16]

对于西双版纳的世居人群来说，身边的江河大都是南向而流，道路也是往南较往北便捷，他们也就容易朝着中南半岛肥沃的平原迁移，与这些地方的居民互通婚姻，因而对南方的了解也较对北边多，“民情隔阂，每由于交通之阻塞，土人对于内地之见闻，仅及于思茅普洱，再北少有所知”^[17]。李拂一在其《十二版纳志》中提出：“旱傣”应作“汉傣”，就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傣族；“水傣”当是“纯傣”，就是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保存傣族传统文化的傣族。鄂尔泰在云南改土归流，设置普洱府并委派流官管辖原来的长官司，御夷州诸地。在普洱府以北的傣族居住的景谷、景东地区，早在明代已经设置景东府、威远州统辖。在改土归流设置郡县的地区，汉族移民急剧增长，华夏文化迅速推广，学校普遍建立，科举成为定制；原来傣族的酋长首领，很快演化为汉文化修养相当高的士绅。在普洱府、景东府、元江府等地的傣族普遍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这一地区的城镇，其文化已经和中原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他们被称为“汉傣”，也就是已经接受汉文化的傣族。西双版纳地区没有改土归流，而是沿袭土司体制，这一地区的傣族基本上保持了傣族的传统文化。与改土归流地区的傣族相比，他们的生活、生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改变。与受华夏文化影响，生活、生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汉傣”相比，他们的傣族文化更加“纯正”，所以被称为“纯傣”。^[18]所以，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至少在20世纪以前，西双版纳跟中南半岛的关系甚至较中国内地更为密切，有着与中南半岛各地相似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情风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双版纳也是“中华文化的边疆”。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认为边疆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词，边疆应该被视作一个边疆带（frontier belt），在美国“西进运动”的过程中，西部每一个地区都曾经作为边疆而存在。^[19]如果从边疆拓殖的角度来说，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和统治是一步步深入的，云南各地也都曾经作为边疆而存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中原文化也是层层推进的。当这一过程进入20世纪50年代，地处西南之西南的西双版纳，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是边疆的边疆。